臣参加内务府，而庄士敦经常把听来的关于内务府里有人和外面的古玩商勾勾搭搭的消息告诉我，内务府也能猜得到。这些事造成了内务府的司员们对庄士敦越来越不满意，但是又没办法，因为一则内务府大臣们舍不得丢掉这个保险票，一则他越来越受我的信任，即使有人想把他挤走也不可能了。
那时宫内开支仍然十分庞大，而民国供给的经费年年拖欠，内务府为了筹办经费，每年都要拿出古玩、字画、金银、瓷器去变卖和抵押。我逐渐地从庄士敦这里，也从一些报纸的隐晦的消息里知道里面有鬼，至少是售价很吃亏。
我对于这类事本来不操心，不过有一次我听说要卖掉一座有一人高的金塔，起了疑心，才想起要过问一下。我想起了庄士敦说过，内务府拿出的金银制品如果当做艺术品来卖，都是有很高价值的，可是听说每次都是按重量卖，吃了很大的亏，除非是傻子才这样干。
我把内务府的人叫来问这个金塔是怎么卖法。一听说，果然是按重量卖的，我立刻大发脾气：“这除非是傻子才干的事，你们就没有一个聪明人吗？”内务府的人大概认为这是庄士敦拆他们的台，他们想了一个对付庄士敦的办法，把金塔抬到庄士敦的家里，说是皇上请他代售。
庄士敦立刻看穿了这个把戏，大怒道：“假如你们不拿走，我马上奏明皇上！”在我结婚前后，毓庆宫的最后一年里，庄士敦已是我的灵魂的一部分。我们谈论课外问题所占用的上课时间已经越来越多，谈论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
他给我讲过英国王室的生活，各国的政体国情，大战后的列强实力，世界各地风光——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土地上的风物，中国的内战局势，中国的“白话文运动”（他这样称呼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西方文明的关系，他谈论到复辟的可能性和不可靠的军阀态度…
…有一次他说：“从每种报纸上都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人民是思念大清的，连穷乡僻壤里的农人也要询问皇帝陛下的消息，每个人对共和制都厌倦了。我想暂且不必关心那些军人们的态度，皇帝陛下也不必费那么多时间从报纸上去寻找他们的态度，也暂且不必说他们拥护复辟和拯救共和的最后目的有什么区别，这都不必去谈，总而言之，陈太傅的话是对的，皇帝陛下圣德日新是最要紧的。
所谓圣德日新，总不是在紫禁城的天地中的事。在欧洲，特别是在英王陛下的土地上，在英王太子读书的牛津大学里，皇帝陛下总是可以得到许多必要的知识，展开必要的眼界的……”在我动了留学英国的念头之前，他已给我打开了不小的“眼界”——如果这可以叫做眼界的话。
经过他的介绍，紫禁城里出现过英国海军司令，香港英国总督，日本驻天津总领事，二次大战之后当过首相的吉田茂……每个人对我都是彬彬有礼地表示了对我的尊敬，称我为皇帝陛下。我对欧化生活的醉心和对庄士敦亦步亦趋的模仿，也并非完全使这位外国师傅满意。
比如穿衣服，他就另有见解，或者说，他另有对我的兴趣。在我结婚那天，我就有了这种的感觉。那天我在招待外国宾客的酒会上露过了一面，祝了酒，回到养心殿后，脱下我的龙袍，换上了我平常爱穿的一套西式猎装。这时，庄士敦带着他的朋友们来了。
一位外国老太太眼尖，她首先看见了我站在廊子底下，就问庄士敦：“那个少年是谁？”庄士敦看见了我，打量了一下我这身装束，立刻脸上涨得通红，那个模样简直把我吓了一跳，而那些外国人脸上做出的那种失望的表情又使我莫名其妙。
外国人走了之后，庄士敦的气还没有消，简直是气急败坏地对我说：“这叫什么样子呵？皇帝陛下！中国皇帝穿了一身西洋的猎装，我的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