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场，于是叫内务府赶快清理出来。那堆灰烬里固然是找不出什么字画、古瓷之类的东西了，但烧熔的金、银、铜、锡还不少，内务府把北京金店的人找来投标，结果一个金店以五十万元的价格中了标。据说当时只是熔化的金块金片就拣出了一万七千多两。
金店把这些东西拣走之后，内务府把余下的灰烬装了不少麻袋，分给内务府的人们。后来有个内府官员告诉我，他叔父那时舍给北京雍和宫和柏林寺每庙各两座黄金“坛城”，直径和高度均有一尺上下，这就是用麻袋里的灰烬提制出来的。
起火的原因和损失真相是一样地查不出来。但我疑心这是偷盗犯故意放火灭迹的。过不多天，我住的养心殿东套院无逸斋的窗户上又发现了火警，幸好发现得早，一团浸过煤油的棉花刚烧着，就被发现了，未致成灾。我的疑心立刻又发展了一步。
我认为不但是有人用放火灭迹，而且还在谋害我了。事实上，偷窃和纵火灭迹都是事实，师傅们也没有避讳这一点，而对我的谋害则可能是我自己神经过敏。我的多疑的性格，这时已显露出来了。按清宫祖制，皇帝每天无论如何忙，也要看一页的《圣训》（这些东西一年到头摆在皇帝寝宫里），我这时对雍正的《硃批谕旨》特别钦佩。
雍正曾说过这样的话：“可信者人，而不可信者亦人，万不可信人之必不负于己也。不如此，不可以言用人之能。”他曾在亲信大臣鄂尔泰的奏折上批过：“其不敢轻信人一句，乃用人第一妙诀。朕从来不知疑人，亦不知信人。
”又说对人“即经历几事，亦只可信其已往，犹当留意观其将来，万不可信其必不改移也”。这些话都深深印入我的脑中。我也记得康熙的话：“为人上者，用人虽宜信，然亦不可遽信。”康熙特别说过太监不可信，他说：“朕观古来，太监良善者少，要在人主防微杜渐，慎之于始。
”祖宗们的这些训谕，被这几场火警引进了我的思索中。我决定遵照雍正皇帝“察查为明”的训示行事。我能想出来的办法，不过是找身边小太监来打听，再有就是自己去偷听太监们的谈话。后来我在东西夹道太监住房的窗外，发现了他们对我的背后议论，说我脾气越来越坏。
我听到了这类议论就更犯猜疑。在无逸斋发现火警这天晚上，我再到太监窗下去偷听，不料竟听到他们这样的话：“这把火没准就是皇上自己放的！”“真可怕极了！”我回到养心殿东暖阁，心里扑扑地直跳，“他们犯罪，还想给我栽赃，真太可怕了！
”这时，刚刚还发生了一起行凶案。有个太监被人告发了什么过失，挨了总管的责打，他就对告发人怀恨在心，早晨趁告发人还没起身，拿了一把石灰和一把刀，进了屋子，先撒石灰在那人脸上，迷了他的眼，然后用刀戳那人的脸。
这个行凶的人被外面进来的人按倒捉住了，受伤的人送进了医院。我这时想起许多太监都受过我的责打，连师傅们也多次进谏，不赞成我这种好责打人的做法，可见受责打的太监必是怀恨我的了。他们会不会行凶呢？想到这里，我简直连睡都不敢睡了。
从我卧室外间一直到抱厦，都有值更太监打地铺睡着。谁知这里有谁对我不怀好心呢？他们要是和我过不去，那不是太容易了吗？我越想越怕，为了“防微杜渐，慎之于始”，我找了一根棍子放在床边，作为应变的武器。从这天起，棍子没有离开我的床头，但这究竟不是办法。
为了安全，也防止以后太监的偷盗，我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把他们都赶走！我知道这必定又是一场风波，不首先把父亲对付好，是绝无成功希望的。我想好主意，便传命备车，到北府看“王爷”去。不出我所料，父亲听完了我的话，立刻就表示反对。
因为这是在他家里，他没有办法和内务府大臣以及师傅们商量，他的口才就更不行了，他变得更加结巴。“这这这怎么行，这这……”他非常吃力地讲出些零七八碎的理由，什么祖制如此咧，这些人当差多年也不致图谋不轨咧，来进行劝服。
我不管他怎么劝，只有一句话，说我是打定了主意，决不更改的了。“这这也也得慢慢商议，皇帝先回到宫，过两天……”看他使出缓兵之计，我也拿出我的法宝：“王爷不答应，我从今天起就再不回宫啦！”他听了我这话，急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又抓头，又挠腮，又在地上打转儿，半天也说不出一个字来。
桌上的一瓶汽水也给他的袖子碰掉地上，砰的一声炸了。瞅他这副模样，我禁不住反倒咯咯乐起来，并且从容不迫地打开书桌上的一本书，装成决心不想离开的样子，同时语气坚定地说：“王爷答应了吧，答应了我就走。”父亲终于屈服了。
我得胜还朝，立刻传内务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