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又有了这两位当权人物的支持，虽然冯玉祥的国民军还在北京城里，而“北府”的人们已经敢于“反攻”了。十一月二十八日，即大门上的国民军撤走，冯玉祥通电辞职的第二天，“北府”里用内务府的名义发出了致民国内务部的一封公函：…
…查法理原则关于刑律之规定，凡以强暴胁迫人者，应负加害之责任，其民法原理凡出于强暴胁迫，欺罔恐吓之行为，法律上一律不能发生效力。兹特专函声明：“所有摄阁任意修正之五条件，清室依照法理不能认为有效……”同时，对摄阁成立时组成的“清室善后委员会”，虽清室代表已参加开了几次会，现在也否认了。
这天，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记者来访问我，我向他发表了与出宫那天说过的完全不同的谈话：此次国民军之行动，以假冒国民之巡警团体，武力强迫余之签字，余决不如外间所传之欣然快诺……(6)《顺天时报》是日本公使馆支配下的日商报纸。
说到当时日本人对我的“热心”，决不能忽略了这份报纸。它不像竹本大佐那样地一切在暗中进行，它是倚仗特权合法地大嚷大叫，极尽耸动听闻之能事。从我进了“北府”的第二天起，《顺天时报》连续发出了对“皇室”无限“同情”，对摄政内阁和国民军无限“激愤”的消息和评论。
里面大量地使用了“逼宫”“蒙难”之类的字眼以及“泰山压卵”“欺凌寡妇孤儿”“绑票”等等的比喻，大力渲染出“旗人纷纷自杀”“蒙藏发生怀疑”等等的故事，甚至还编造了“某太妃流血殉清朝”“淑妃断指血书，愿以身守宫门”和“淑妃散发攀轮，阻止登车”的惊人奇闻。
有些其他外文报纸也有类似的文字，不过和《顺天时报》比起来，则大为逊色。顺便说一句，那时有些中国报纸也有抨击国民革命军的，尤其是张作霖、段祺瑞到北京之后，锋芒尤甚。有些“名流”，也在报上发过议论，如与我有一面之识的胡适博士，曾发表过一封致王正廷的公开信，表示了他对“以武力胁迫”清室修改条件的“义愤”。
胡适那些天经常和郑孝胥等人厮混，似乎颇能获得一部分“遗老”的谅解。他曾到“北府”来求见我，但被我拒绝了。因为我这时需要的不是洋博士，而是真正的洋人。当我用黑眼珠瞅着洋人的时候，其余的人——包括曾引起过我好奇心的胡适在内，就只好受白眼珠的待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