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庄师傅扬言去苏州胡同看房子，准备租用居住。我们准备从那里绕一下就奔东交民巷，先住进德国医院，然后再考虑住进使馆和让婉容搬来。只要到了东交民巷，这第三步就好办了。但是，在执行这第二步计划的时候，我父亲派了他的大管家张文治，偏要陪我们一起去。
我和庄士敦上了一辆汽车，张文治也跟在陈宝琛屁股后，上了另一辆车。进了东交民巷，庄士敦叫车子在一家卖钟表和相机的洋行门口停下，他带我进了洋行，在这里考虑对付张文治的办法。我买了一个法国金怀表，磨蹭一阵儿，庄士敦想出了办法，就说我觉得不舒服，要去德国医院看看。
张文治狐疑不安地跟我们到了德国医院。到了医院，我们把他甩在一边儿。庄士敦向医院的棣柏大夫说明了来意，把我让到一间空病房里休息，张文治一看不是门道，赶紧溜走了。我们知道他必是回“北府”向我父亲报信去了，庄士敦不敢放松时间，立刻去英国使馆办交涉。
谁知他这一去就杳无音信，等得我好不心焦。我生怕这时张文治把我父亲引了来，正在焦躁不安，郑孝胥到了。这段经过，可以看看他的日记：壬子初三日。弢庵、叔言来。昨报载李煜瀛见段祺瑞，争皇产事，李忿言：法国路易十四，英国杀君主，事尤数见，外交干涉必无可虑。
张继出告人曰：非斩草除根，不了此事。平民自治歌有曰：留宣统，真怪异，唯一污点尚未去。余语弢庵曰：事急矣！乃定德国医院之策。午后，诣北府，至鼓楼，逢弢庵（陈宝琛）之马车，曰：已往苏州胡同矣！驰至苏州胡同，无所见，遂至德国医院。
登楼，上（说我）徘徊窗下，独弢庵从，告孝胥曰：庄士敦已往荷兰、英吉利使馆，张文治奔告醇王，且复来！孝胥请幸日本使馆，上命孝胥先告日人。即访竹本，告以皇帝已来。竹本白其公使芳泽，乃语孝胥：“请皇帝自决行止。
”于是暴风大作，黄沙蔽天，数步外不相见。孝胥至医院，虑汽车或不听命，议以上乘马车；又虑院前门人甚众，乃引马车至后门，一德医持钥从，一看护导上下楼，开后门，登马车，孝胥及一僮骖乘。德医院至日本使馆有二道，约里许：一自东交民巷转北，一自长安街转南。
孝胥叱御者曰：“再至日使馆。”御者利北道稍近，驱车过长安街。上惊呼曰：“街多华警，何为出此！”然车已迅驰，孝胥曰：“咫尺耳！马车中安有皇帝？请上勿恐。”既南转至河岸，复启上曰：“此为使馆界矣！”遂入日本使馆。
竹本、中平迎上入兵营。弢庵亦至。方车行长安街，风沙悍怒，几不能前，昏晦中入室小憩。上曰：“北府人知我至医院耳，庄士敦、张文治必复往等，宣告之。”孝胥复至医院，醇王、涛贝勒皆至。因与同来日馆，廷臣奔视者数人。
上命孝胥往告段祺瑞，命张文治往告张作霖……郑孝胥日记里没提到庄士敦，因为他在德国医院没有看见庄士敦，庄士敦那时已经到了日本使馆了。我和这位一去不回的人在这地方碰见，很是奇怪。他对我解释说：“我到英国公使那里去了，麻克类说那里地方很小，不便招待…
…既然陛下受到日本公使先生的接待，那是太好了，总之，现在一切平安了。”在那匆匆忙忙之中，我也没再细问——既然我保了险了，过去的事情我也就没有兴趣去知道了。一直到很晚，他的《紫禁城的黄昏》出版了，我才看到下面这段描写：我先到日本公使馆去。
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外国公使里面，日本公使最能而且也最愿意，不仅仅接待皇帝，而且还给以有效的保护。这时已是下午一点。日本公使不在家，他到外面吃饭去了。于是我就到荷兰使馆去，荷兰公使也出去。最后我拜访了英国使馆。
罗纳德·麻克类勋爵正好在家，我把发生的事情简单地告诉了他。我知道英国使馆的态度是坚决反对，英国人怕采取任何被解释成干涉中国内战的行动，因此我谈到我在皇帝出逃中所起作用时，尽量轻描淡写，我只说，根据皇帝的指示，我坐车和他一起到了东交民巷。
我接着说，我已拜访了日本公使馆，因为我觉得如果芳泽谦吉先生同意保护他，他就可以得到最安全的庇护。英国公使表示同意，他还相当体贴地说，如果皇帝得到日本使馆的庇护的话，他希望我到英国使馆去做客，这样就可以尽可能接近皇帝，因为日本使馆几乎就在英使馆的对过。
我去日本使馆，可是日本公使还没有回来，等到我和他见面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钟了。他听了我所说的话，当我请他用日本使馆接待皇帝的时候，他并没有马上作答，在他屋子里踱来踱去，考虑着这件事情，然后才把他的决定告诉我。
他愿意接待皇帝，可是他希望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地方”，所以我先回德国医院，等候他的消息。我后来发现，芳泽谦吉先生及其夫人为皇帝准备的“合适的地方”原来是他们自己的私人房间，也就是日本使馆里最好的房间。
庄士敦接着写道，他又回到德国医院，发现了我已不在了，大吃一惊，问德国护士：“皇帝在哪里？”护士说：“这里没有皇帝！”他叫起来：“胡说，是我把他送到这里的！”后来才明白，这是德国医师棣柏嘱咐医院为我保密的。
医院里的人后来认出他来，才告诉了他，我已经去日本使馆了，他很感谢德国朋友的热心，然后又到日本使馆。在这里他又一次出乎意外，因为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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