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教育，把到戏园子看戏当做失身份的事。有一个例子可证明我的“进步”。后来有一次，一位瑞典王子到天津，要和我见面，我因为在报上看见他和梅兰芳的合照，便认为他失了身份，为了表示我的不屑，我拒绝了他的要求，没和他见面。
陈宝琛这一派的胡嗣瑗、丁仁长、陈毅这些遗老，到了后期，似乎对于复辟已经绝望，任何冒险的想法都不肯去试一试，这是他们和郑孝胥、罗振玉等不同之处，但他们对于帝王的威严，却比郑孝胥他们似乎更重视，这也是使我对这些老头子特别发生信赖的原因。
尽管他们的意见常常被我视为迂腐守旧，遇到他们有矢忠表现的时候，我总还采纳他们的意见。在那种十分新奇的洋场生活中，我始终没忘记自己的身份，牢固地记住了“皇帝”的“守则”，确实离不开他们的作用。一九二七年，康有为去世，他的弟子徐良求我赐以谥法。
按我起初的想法，是要给他的。康在去世前一年，还不断地来张园，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曾泪流满脸地给我磕头，向我叙述当年“德宗皇帝隆遇之恩”，后来他继续为我奔走各地，寻求复辟支持者，叫他的弟子向海外华侨广泛宣传，欲救中国非我“君临天下”再造“帝国”不可，他临死前不久，还向吴佩孚以及其他当权派呼吁复辟。
从这些举动上看来，给以谥法是足可以了，但是陈宝琛出来反对了。这时候在他看来，分辨忠奸不仅不能只看辫子，就连复辟的实际行动也不足为据，他说：“康有为的宗旨不纯，曾有保中国不保大清之说。且当年忤逆孝钦太皇太后（慈禧），已不可赦！
”胡嗣瑗等人完全附和陈宝琛，和徐良不对劲的郑孝胥也说光绪当年是受了康有为之害。后来郑孝胥还主张“戊戌之狱，他日当付朝议以定之”。就这样，我又上了一次分辨“忠奸”的课，拒绝了赐谥给康有为。后来徐良为此声言要和陈、郑等人老拳相见，也无济于事了。
一九三一年，文绣突然提出了离婚要求，在得到解决之后，遗老们还没有忘记这一条：要发个“上谕”，贬淑妃为庶人。我自然也照办了。说起文绣和我离婚这一段，我想起了早已存在于我的家庭夫妇间的不正常的生活。这与其说是我对对方的感情上的问题，倒不如说是由于张园生活上的空虚。
这是对于一个年轻妇女无法忍受的空虚。我前面说过，我从结婚之后，并不时常和婉容、文绣接近。因为在宫各住各的地方，距离都挺远，她俩因此十分猜忌（两个太妃的矛盾，当然对她们也有影响），每个人都以为我不在她那里的时候，必是在另一个那里（其实我不过在我自己那里）。
特别是婉容霸道一些，总存心排挤文绣，文绣是比较老实的，受气的地方就少不了。我为了减少和婉容的啰唆，曾经索性不到文绣的宫里去，婉容仍是不满意。到天津之后，闹得尤其厉害，有时三个人就不能在一起，在一起也不说话。
其实即使我只有一个妻子，这个妻子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意思。因为我的兴趣除了复辟，还是复辟。老实说，我不懂得什么叫爱情，在别人是平等的夫妇，在我，夫妇关系就是主奴之间的关系，妻妾都是君王的奴才和工具。这里是文绣在宫里写的一篇短文，这篇短文中多少流露出了她当时的心情：文绣：吊苑鹿春光明媚，红绿满园，余偶散步其中，游目骋怀，信可乐也。
倚树稍憩，忽闻囿鹿，悲鸣婉转，俛而视之，奄奄待毙，状殊可怜。余以此鹿得入御园，受恩俸豢养，永保其生，亦可谓之幸矣。然野畜不畜于家，如此鹿在园内，不得其自由，犹狱内之犯人，非遇赦不得而出也。庄子云：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不愿其死为骨为贵也。
文绣从小受的是三从四德的教育，不到十四岁，开始了“宫妃”生活，因此，“君权”和“夫权”的观念，无疑是很深的。她在那种环境中敢于提出离婚，不能说这不是需要双重勇敢的行为。她破除万难，实现了离婚的要求，离婚之后，受到的压力仍然不少。
有人说，她提出离婚是受家里人的教唆，是为了贪图一笔可观的赡养费。事实上，她家里的人给她精神上的迫害不见得比外来的少，她拿到的五万元赡养费，经过律师、中间人以及家里人的克扣、占用“求助”，也剩不了好多。
她精神上受的，也许比这方面损失更大。甚至那些向她发出讥讽、辱骂声的人们中间，也没有少了觊觎那笔赡养费的人。比如她的一位哥哥，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位道貌岸然的先生，曾在天津《商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给他妹妹，其中有这样的话：我家受清帝恩达二百余年，我祖我宗四代官至一品。
且慢云逊帝对汝并无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亦应耐死忍受……汝随侍逊帝，身披绫罗，口餍鱼肉，使用仆妇，工资由账房开支，购买物品由账房开支，且每月有二百元之月费，试问汝一闺阁妇女，果有何不足？纵中宫待汝稍严，不肯假以辞色，然抱衾与裯，自是小星本分，实命不犹，抑又何怨…
…这封信曾在“遗老”们之间传诵一时。文绣后来的情形我就不知道了，后来只听说她在天津当了小学教师，殁于一九五〇年，终身未嫁。如果从表面现象上看，文绣是被“中宫”挤跑了的。这虽非全部原因，也是原因之一。婉容当时的心理状态，可以从她求的乩辞上窥得一斑（文内金荣氏指婉容，端氏指文绣）：婉容求的乩文吾仙师叫金荣氏听我劝，万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