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七月，我从日租界宫岛街的“张园”，迁到协昌里的“静园”。这是租的安福系政客陆宗舆的房子，原名“乾园”，我给它改了名字，是含有一层用意的。北伐后，国民党的势力伸到了北方，和我有交情的军阀纷纷垮台，被我寄托过希望的东三省，宣布“易帜”，这个变化，一度引起张园上下一片悲观失望。
那时，一部分“遗老”门客作鸟兽散，和我厮守着的“近臣”们，除了郑孝胥和罗振玉等人之外，几乎再没有别人谈论什么复辟的前景。像陈宝琛这样的人，以前嘴边上挂着的“天与人归”“卧薪尝胆”也一时听不到了。他们唯一在考虑着的问题，是得到了江山的新王朝，将会怎样对待我这个末代皇帝。
我自己，更是陷入深沉的忧虑之中。但是，这种情形并没有继续了多久。我们很快地就看到，五色旗才摘下来，打着青天白日旗的又彼此厮杀起来，今天甲乙联合反丙，明天乙丙又合作倒甲，情形和从前并没有什么两样。蒋介石所达到的“统一”，越看越不像那么回事，蒋介石脚底的江山，越看越不像料想中的那么稳。
“张园”犹如绝路逢生，于是重温旧梦，认为“定于一”的大业，仍然非我莫属。不但“遗老”和门客中又恢复了这个论调，就连每周给我进讲一次时局的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的参谋们，也不避讳这种观点。我取名新居的“静园”的意思，并非是求清静，而是要在这里“静观变化，静待时机”。
“静园”里日日望着，月月盼着。果然，在一九三〇年的夏天，盼来了消息。“九一八”事变前的两个月，在日本东京“学习院”读书的溥杰正待回国度假之际，忽然接到鹿儿岛来的一封信。鹿儿岛驻军某联队的吉冈安直大队长，曾经是天津日军司令部的参谋，常到张园来讲演时局，与溥杰也算是认识，这时他向溥杰发出邀请，请溥杰到鹿儿岛做客几天，然后再回国。
溥杰应邀到了鹿儿岛，受到了吉冈少佐夫妇的殷勤招待。到了临别的时候，吉冈单独对溥杰神秘而郑重地说：“你到了天津，可以告诉令兄：现在张学良闹得很不像话，满洲在最近也许就要发生点什么事情。……请宣统皇帝多保重，他不是没有希望的！
”七月十日溥杰到了天津，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七月二十九日，日本一位华族，水野胜邦子爵前来访问，在郑孝胥和溥杰的陪侍下，我接见了他。在这次平常的礼貌的会见中，客人送了我一件不平常的礼物：一把日本扇子，上面题着一联（据溥杰解释，是日本南北朝时代一位忠臣写在樱树皮上，暗传给失掉了江山的君主的）诗句：“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
”这时正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东北局势日益紧张，而我的“重登大宝”的美梦又连做了几天晚上。这时来了这样的暗示——无论它是出于单纯的私人关怀，还是出于某方的授意，对我说来，事实上是起了行动信号的作用。
“九一八”前后那几天的静园动态，郑孝胥日记里留下了一些记载：乙亥初六日（九月十七日）。诣行在。召见，商派刘骧业、郑垂往大连……丙子初七日（九月十八日），诣行在。召见，咨询出行事宜……丁丑初八日（九月十九日）。
日本《每日新闻》送来号外传单云：夜三时二十三分奉天电云：中日交战。召见刘骧业、郑垂，命刘骧业先赴大连。作字。遇弢庵（陈宝琛），谈预料战事恐复成日俄之战。午原（刘骧业）来，求作书二纸，遗满铁总裁内田及日军司令本庄。
大七（郑垂）往行日领馆。云：昨日军已占奉天，华军自退，长春亦有战事……戊寅初九日（九月二十日）。诣行在，进讲。报言日军据沈阳，同时据长春、营口、安东、辽阳。东三省民报送致十八号，报中毫无知觉……己卯初十日（九月二十一日）诣行在，进讲。
蒋介石返南京，对日本抗议，张学良令奉军勿抵抗……佟揖先（济煦）来，自言欲赴奉天，谋复辟事。余曰：若得军人商人百余人倡议，脱离张氏，以三省、内蒙为独立国，而向日本上请愿书，此及时应为之事也……我本来一听见事变的消息，恨不得立时就奔到东北，但这样的行动不经日本人的同意是不行的。
郑孝胥对我说，沈阳情况还不明朗，不必太着忙，日本人迟早会来请我，不如先和各方面联络一下。因此，就决定了派刘骧业去找日本人在东北的最高统治者内田和本庄，叫我的管家头目佟济煦先去东北看看“遗老”们那边的情形，商衍瀛继续找找那些有过来往的东北将领。
去办“及时应为之事”的人派去了不久，果然又应了郑孝胥的话，关东军派人找我来了。九月三十日的下午，日本的天津驻屯军司令部通译官吉田忠太郎来到“静园”，说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请我到司令部谈一件重要的事情，并且告诉我不要带随从，单独前往。
我怀着对“喜事”的预感到了海光寺日本兵营。香椎见到了我就说，从满洲来了两个人要朝见我。说着，领我进了他的客厅。在这里我看见了两个人恭恭敬敬站着，一个是长袍马褂的罗振玉，另一个穿西服，脸面陌生，从他的鞠躬姿势上看出是个日本人。
香椎介绍了一下，说他是关东军参谋板垣大佐派来的人，名叫上角利一，介绍了之后，香椎就出去了。屋子里只剩下了我们三个人。罗振玉恭恭敬敬地给我请了安，然后拿出一个大信封给我。这是我的远支宗室，东北保安副总司令张作相的参谋长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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