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大大高兴的。没料到，他并没表现出我所料想的那种兴奋。“辗转相垂，至有今日。满洲势必首先光复，日本不迎圣驾，也不能收场。”他沉吟一下，“不过，何时启驾，等佟济煦回来之后再定，更显妥帖。”这意思，竟跟陈宝琛一样，也是不以为时机完全成熟。
其实，郑孝胥脑袋里所想的，并不是什么时机问题。这可以由他不多天前的一篇日记来证明：报载美国罗斯安吉（洛杉矶）十月四日合众社电：罗斯安吉之出版人毕德，为本社撰一文称：世界恢复之希望（按那时资本主义刚从一九二九年起发生了经济大恐慌，报上经常有谈论如何把资本主义世界从危机中拯救出来这类问题的文章——作者）端赖中国。
氏引英国著名小说家韦尔斯之最近建议，“需要一世界之独裁者将世界自经济萧条中救出”，氏谓此项计划，无异幻梦，不能实现。毕德建议：美政府应考虑极端之独裁办法，以拯救现状。第一步，应组一国际经济财政银行团，以美国为领袖，供给资金，唯一目的，为振兴中国。
氏主张美政府应速草一发展中国计划。中国工业交通之需要如能应付，将成为世界之最大市场，偿还美国之投资，当不在远。此时集中注意于中国，美国社会经济制度皆有改正，繁荣可以恢复，人类将受其福利云。今年为国二十年…
…彼以双十为国庆，适二十年整矣。此诚巧合，天告之也：民国亡，国民党灭，开放之期已至！谁能为之主人者？计亚洲中有资格者，一为日本天皇，一为宣统皇帝。然使日本天皇提出开放之议，各国闻之者，其感念如何？安乎？
不安乎？日本皇帝自建此议，安乎？不安乎？若宣统皇帝，则已闲居二十年矣，其权力已失。正以其权力已失，而益增其提议之资格。以其无种族国际之意见，且无逞强凌弱之野心故也……可见，他不但看到满洲，而且看到全中国，全国的“开放之期已至”，更遑论东北！
以后的事实也证明，那时他考虑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去东北的时机，而在于如何应付罗振玉的新的“挑战”。“挑战”是从我去日军司令部的前几天就开始了。那天，我接到了两封信，一封是罗振玉的，一封是给溥伟当秘书的周善培（在清末给岑春煊做过幕僚）的，都要求我“给以便宜行事”的“手谕”，以便为我活动东北各方面。
照他们的话说，是时机已至，各方面一联络即成，目前只差他们的代表身份的证明了。我把这事告诉了郑孝胥，他慌忙拦阻道：“此事万不可行！此类躁进之人见用，必有损令名！”正好在几个月前，罗振玉又给了我一个“躁进”的印象。
那一天，罗振玉从旅顺来到了天津，兴冲冲地给我带来一件出于日本浪人田野丰手笔的“劝进表”。他解释说，田野丰和关东军司令官的旧上司高山公通联络上了，这两个日本军界的宿耆最近得到日本参谋部的委托，根据已得到的“赤党即将在奉天举事”的情报，制定了一个计划。
将由白俄将军谢米诺夫率白俄武装乘机夺取“奉天”，日本军队同时给以支持，到时候并由他们联络好的东北官吏“迎驾归满，宣诏收回满蒙”。为了实现这计划，希望我马上先提供一部分活动经费。这件事，我想可能是日本在东北阴谋的一部分，也可能是某些流氓浪人知道了事变的阴谋，想乘机打一次秋风。
不管怎样，我听了却是很高兴的。但是高兴了不过两天，日本参谋部派驻北京使馆武官森纠，到天津找到郑孝胥，说田野丰的话完全是瞎吹，况且军部方面即使有此计划，也不会找我拿活动费。本来田野丰也是郑孝胥的朋友，曾是谢米诺夫集团的一员，郑孝胥听了森纠的话，他自己和田野丰的来往是一句不提，只是对我埋怨罗振玉的荒唐。
所以，罗、周二人“便宜行事”的请求，也就没有得到我的允准，罗振玉的信誉在我心里又下降了一步。这无疑更形成了郑孝胥的优势地位。郑孝胥怕的是我被罗振玉垄断了去，对这一点，我当时自然理会不到，我只觉得既然他们一致主张等派到东北的人回来再说，而他们也该就回来了，所以只好捺下性子等一等。
这时的陈曾寿唯恐我又变了主意，又给我上了一个“奏折”。这是代表了陈宝琛这派人当时思想的一个典型文献：奏为密规近日情势，宜慎赴机宜，免误本谋，恭折仰祈圣鉴事。窃闻凡事不密则害成。所当暗中着着进行，不动声色，使人无从窥其际。
待机会成熟，然后一举而起。故不动则已，动则必期于成。若事未实未稳，已显露于外，使风声四播，成为众矢之的，未有不败者也。今皇上安居天津，毫无举动，已远近传言，多所揣测。若果有大连之行，必将中外喧腾，指斥无所不至，则日本纵有此心，亦将阻而变计。
彼时进既不能，退又不可，其为危险岂堪设想。且事之进行，在人而不在地。苟机有可乘，在津同一接洽；若机无可图，赴连亦属罔济。且在津则暗中进行，而易泯群疑，赴连则举世惊哗，而横生阻碍。在津则事虽不成，犹有余地以自处；赴连则事苟无着，即将悬寄而难归。
事理昭然，有必至者。抑在今日局势未定，固当沉机以观变，即将来东省果有拥戴之诚，日本果有敦请皇上复位之举，亦当先察其来言者为何如人。若仅出于一部分军人之意，而非由其政府完全谅解，则歧异可虑，变象难测。万一其政府未能同意，中道改计，将若之何？
是则断不可冒万险以供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