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的，还都在主人的考虑之中哩。假如我当时知道日本人曾一度想用段祺瑞（这是最近从一个文史资料稿上才看到的），又一度要用“东北行政委员会”的空架子（这是我到东北之后听到的），又一度要用溥伟搞“明光帝国”（这是很快就知道的）以及其他的一些可怕的主意，我的“等候佳音”的心情就更加难受了。
我给了罗振玉和上角利一“暂不出行”的答复之后，度日如年地等着消息。在等待中，我连续发出“谕旨”，让两个刚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侄子宪原、宪基到东北宣抚某些蒙古王公，赏赐首先投靠日本占领军的张海鹏、贵福等人以美玉。
我根据日本武官森纠的请求，写信给正和张海鹏对抗的马占山和具有民族气节另一些蒙古王公，劝他们归降。我封张海鹏为满蒙独立军司令官，马占山为北路总司令，贵福为西路总司令，赐宪原、宪基等以大佐军衔。我预备了大批写着各种官衔的空的封官“谕旨”，以备随时填上姓名…
…特别应当提到的一件事，是我按照郑孝胥的意见，直接派了人去到日本进行活动。自从罗振玉遭我拒绝，怏怏离去之后，郑孝胥一变表面上的慎重态度，越来越和陈宝琛意见相左。他反对再行观望，主张积极行动了。这时他认为在日本和铃木、南次郎以及黑龙会方面所谈的时机已经到了，提出要求是时候了，同时，他大概也看出了有人在和我竞争着，所以主张派人出去到东京活动，甚至不等本庄派人来请，自己就先到旅顺去。
这种突然变化使我感到的不是惊异，而是十分高兴。我于是就背着陈宝琛，采纳了郑孝胥的意见，派了日本人远山猛雄到日本，找刚上台的陆相南次郎和“黑龙会”首领头山满进行联络。我根据郑孝胥起的草，用黄绢亲笔给这两个大人物各写了一封信。
后来一九四六年在东京国际法庭上，南次郎曾拿出了那封信，给律师作为替他辩护的证据。我因为害怕将来回到祖国受到审判，在法庭上只叙述日本人的罪状，而把自己的责任一推干净，当场否认了这封信，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可惜此信的原文现在没有得到，只好暂时从日本书籍上转译如下：此次东省事变，民国政府处措失当，开衅友邦，涂炭生灵，予甚悯之。兹遣皇室家庭教师远山猛雄赴日，慰视陆军大臣南大将，转达予意。我朝以不忍目睹万民之疾苦，将政权让之汉族，愈趋愈紊，实非我朝之初怀。
今者欲谋东亚之强固，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否则无以完成。如不彻底解决前途之障碍，则殷忧四伏，永无宁日，必有赤党横行灾难无穷矣。辛未九月一日（十月十一日）宣统御玺今上御笔郑孝胥（签字）我就这样地一边等待，一边活动着。
这封信由远山猛雄带走之后三个多星期，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九月辛酉二十三日（十一月二日）。诣行在。召对。上云：“商衍瀛来见，言奉天吉林皆望速幸；吉田来言，土肥原至津，与司令部密商，谓宜速往。”对曰：“土肥原为本庄之参谋，乃关东军之参谋，乃关东军中之要人，早来迎幸，则不宜迟。
”明日以告领事馆。夜召土肥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