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去。为什么不去沈阳呢？上角利一笑眯眯地解释说，这还要等和板垣大佐谈过才能定。为什么要到旅顺等呢？因为汤岗子这地方附近有“匪”，很不安全，不如住旅顺好，旅顺是个大地方，一切也都很方便。我听着也有理。这样当天晚上又搭上火车，第二天一早到了旅顺。
在旅顺住的是大和旅馆。又是在对翠阁的一套做法，楼上全部归我们这几个人占用，告诉我不要下楼，自然楼下的人也上不来。上角和甘粕对我说的还是那几句：新国家问题还在讨论，不要着急，到时候就有人请我到沈阳去的。
不过，在这里也有了一个变化，就是住了不多天，郑孝胥父子也获得了罗振玉一样的待遇，上上下下不受阻拦，而且还可以到大连去。郑孝胥脸上的郁郁不乐的样子没有了，说话的调子也和罗振玉一样了，什么“皇上天威，不宜出头露面，一切宜由臣子们去办，待为臣子的办好，到时候皇上自然就会顺理成章地面南受贺”。
又说在事成之前，不宜宣扬，因此也不要接见一切人员。关东军目前是这里的主人，我在登极之前，在这里暂时还算是客人，客随主便，也是理所当然。听了他们的话，我虽然心里着急，也觉得有道理，就只好耐下心等着。事实上，这些口口声声叫我皇上和宣统帝的，这些绞尽脑汁不辞劳苦为我奔波着的，他们心里的我，不过是纸牌上的皇帝。
这种皇帝的作用不过是可以吃掉别人的牌，以赢得一笔赌注而已。日本人为了应付西方的摩擦和国内外的舆论压力，所以才准备下我这张牌，他们在需要打出这张牌之前，自然要严密保藏起来。郑、罗之流为了应付别的竞争者，都想独自用我这张牌，去赢得日本人犒赏，因此也要用心把持着我。
这样就形成了对我的封锁，使我处于被隔离的状态中。在汤岗子，罗振玉想利用日本人规定的限制来断绝我和别人的来往，曾阻止了我和郑孝胥与日本关东军的接触，以保障他的独家包办。到了旅顺，他没有准备好，郑孝胥也和日本人方面发生了关系，和他唱上了对台戏，于是他只好亡羊补牢，设法再不要有第三个人插进来。
同时，在防范我这方面，他和郑孝胥联合起来，这又出现了郑、罗二人一方面联合垄断我，一方面又钩心斗角地在日本人方面争宠的形势。这些事实内幕，我当时自然是不明白。我只觉出了罗振玉和郑孝胥父子和日本人沆瀣一气，要把我和别人隔开（这种行为在郑孝胥父子身上越来越明显），对佟济煦和只知道算卦求神的商衍瀛，他们倒不怎么注意，对从天津来的要见我的人，则防范得很厉害，甚至连对婉容都不客气。
我在离开静园以前，留下了一道“手谕”，叫一名随侍交给胡嗣瑗，命他随后来找我，命陈曾寿送婉容来。这三个人听说我在旅顺，就来到了大连。罗振玉派人去给他们找了地方住下，说关东军有命令，不许他们到旅顺去。婉容对这个命令起了疑心，以为我出了什么问题，她拿出了那时某种女性的本事，大哭大闹，非要去不可，这样才得到允许来旅顺看我一次，不过说好要第二天就回大连。
过了大概一个月，关东军把我迁到善耆（这时已死）的儿子宪东的地方去住，这才让婉容和后来赶到的我的二妹和三妹搬到我住的地方来。我本来还想让胡嗣瑗、陈曾寿两人也到我身边来，但郑孝胥说关东军规定，除了他父子加上罗振玉和万绳栻这几个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许见我。
我请求他去和甘粕、上角商量，结果只准许胡嗣瑗见一面，条件是当天就要回大连。胡嗣瑗在这种情形下，一看见我就咧开大嘴哭起来了，说他真想不到在我身旁多年，今日落得连见一面都受人限制，说得我心里很不自在。一种孤立无援的恐惧压迫着我。
因为，日本人是听郑、罗的话的，我担心如果弄僵了更要吃亏，也只有安慰胡嗣瑗一下，告诉他等我到了可以说话的时候，一定“传谕”叫他和陈曾寿到身边来。胡嗣瑗听了我的话，止住了哭泣，趁着室里没人，一五一十向我叙说了郑、罗对他们的多方刁难，攻击郑、罗二人是“架空欺罔、挟上压下、排挤忠良”。
其实，胡嗣瑗和陈曾寿对郑、罗的攻击，也不完全是为了我。他们住在大连，一有机会就托人带“奏折”“条陈”给我，在痛骂郑、罗“虽秦桧、仇士良之所为，尚不敢公然无状、欺侮挟持一至于此”之外，总要酸劲十足和焦急万分地一再说些“当兹皇上广选才俊，登用贤良之时，如此掣肘，尚有何希望乎”这类的话。
胡嗣瑗曾劝我向日本人要求条件，头两条就是先恢复天津的形势，身边应有亲信二三人，这意思就是他仍要当个代拆代行的胡大军机。陈曾寿对我大谈“建国之道，内治莫先于纪纲，外交莫重于主权”。所谓纪纲“最要者魁柄必操自上”，主权最要者是政令必出自我，总之一句话，我必须有权能用人，因为这样他才能做官。
这些纸上谈兵的人自然斗不过郑、罗，在后来封官晋爵的时候，显贵角色根本没有他们的份，还是经我要求，给了陈曾寿一个秘书职，但他不干，请假走了，直到以后设立了内廷局叫他当局长，他才又回来。胡嗣瑗曾和陈曾寿表示决不做官，“愿以白衣追随左右”，我给他弄上个秘书长的位置，他也不提“白衣”了。
由于他恨极了当国务总理的郑孝胥，后来和被郑挤掉下来的罗振玉联合起来攻郑，结果没有攻倒，自己反倒连秘书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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