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犯管理所的时候，有个前伪满军的旅长给我说过一件事。太平洋战争发生的那一年冬天，他在关东军的指挥下，率伪满军前去袭击“抗联”部队。他的队伍在森林里扑了一个空，只捉到了一个藏在地下小屋的生病的抗联战士。
这个人衣服破烂，头发胡子挺长，提到他跟前审问的时候，就像关了很久的囚犯似的。他看这俘虏的这种外貌，不禁嘲弄地说：“看你们苦成这副模样，还有什么干头！你知道不知道，大日本皇军把新加坡、香港都占领啦……”“俘虏”突然笑起来。
这位“满洲国”少将拍着桌子制止道：“笑什么？你知道你这是受审判吗？”那战士对他的威风的回答，叫他大吃一惊。“谁审判谁？你们的末日不远了，要不了多长时候，你们这群人，都要受人民的审判！”这类情形，别的伪满军官也有遇到过的。
在一九四二年以前，也就是日本的败象还没有暴露以前，正是张牙舞爪、气焰不可一世的时候。他们都无法明白，武器简陋的抗联士兵，何以那么充满了信心，在死刑判决面前，竟然宣布审判者末日将至。我当时还不知道这类故事，但是我知道这样一件事：伪满的小学生在唱“国歌”时，竟普遍地敢于对“满洲国”进行嘲笑，把“天地间，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
…”的歌词（这是郑孝胥的作品）唱成了“天地间，有了大馒头，大馒头，谁拿去喂了狗……”我从“福贵人”口中听到过不少这类故事。我只知道东北人民仇恨日寇汉奸，但不能理解他们何以有这么大的胆量，何以那么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强大的统治者会必败无疑。
确实，很久以来我就把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看得强大无比，不可动摇。在我心里，勉强能放在日本统治者对比地位的只有清朝、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的中华民国。至于“老百姓”，是没有地位的，或者说，是更软弱无力、无关轻重的。
究竟是谁强大无比，又是谁软弱无力？其实这个问题早有无数的事实告诉过我，但是我极不敏感，一直到从吉冈嘴里给我透露了出来，才开始模模糊糊知道了一点儿。有一次，关东军安排我外出“巡幸”（一年有一次），去的地点是延吉朝鲜族的地区。
我的专车到达那里，大批的日本宪兵和多至六个团的伪军，把那里层层围住了。我问吉冈这是为什么，他说是“防土匪”。“防土匪何用这么多的兵力？”“这土匪可不是从前那种土匪，这是共产军啊！”“怎么满洲国也有共产军？
共产军不是在中华民国吗？”“有的，有的，小小的有的……”吉冈含含混混回答着，转移了话题。我再不懂数学，也能发现了这个比例：小小的共产军，却要大量的宪兵和军队去防御。又一次，关东军参谋在例行的军事形势报告之外，特地专门地向我报告了一次“剿匪”胜利，因为在这次战役中，找到了抗联的领袖之一杨靖宇将军的尸体。
他兴高采烈地说，杨将军之死，消除了“满洲国的一个大患”。我一听“大患”二字，忙问他：“土匪有多少？”他也是这么说：“小小的，小小的有。”那时我还不知道“满洲国的大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也没明白“患”之所以大，这也是吉冈后来告诉我的。
那还是一九四二年前后，华北和华中的日本军队发动了“大扫荡”，到处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在南洋的日军也正横行无忌，“马来亚之虎”山下奉文来到东北向我吹过自己的战绩不久的时候。有一次，吉冈和我谈到日军对华北“共产军”的种种战术，如“铁壁合围”“梳篦扫荡”，等等；说这给“大日本皇军战史上，增添了无数资料”。
我听他说得天花乱坠，也凑趣说：“共产军小小的，何犯上用这许多新奇战术？”不料这话引起了他的嘲弄：“皇帝陛下倘若有实战体验，必不会说这话。”我逢迎道：“愿闻其详。”“共产军，这和国民党军不一样。军民不分，嗯，军民不分，举例说，嗯，就像赤豆混在红沙土里…
…”他看我茫然无知的样子，又举出中国的“鱼目混珠”的成语以及日本的某些我已记不得的故事来作比喻，说明日本军队和八路军、新四军作战时常常陷入“人山人海”的困境中。后来他竟不怕麻烦，边说边在纸上涂抹着解释：“共产军”不管到哪里，百姓都不怕他；当兵一年就不想逃亡（开小差），这实在是大陆上从来没有的军队。
这样队伍越打越多，将来不得了。“可怕！这是可怕的！”他不由自主地摇头感叹起来了。看见这位大日本皇军将官居然如此评论“小小的”敌人，我惶惑得不知说什么才合适，拼命地搜索枯肠才想到了这么两句：“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真是可怕！
”“只有鬼才相信这个！”他粗暴地打断了我的话。我不敢说了，他又用嘲弄的眼神看着我说：“我这并不是正式评论，正式的还是请陛下听关东军参谋长的报告吧。”说着，他把刚才涂抹过的纸片都收了起来，放进了口袋。我逐渐地觉出了吉冈的“非正式评论”，比关东军司令官和参谋长的“正式评论”更近乎事实。
植田谦吉发动诺门坎战役时，为了证实他的“正式评论”，把我和张景惠等都请了去，参观一架日本制飞机超过苏联制飞机的速度表演。事实上，那次日军被打得落花流水，损失五万多人，植田也因此撤职。吉冈在非正式评论时说：“苏军的大炮比皇军的射程远多了！
”藏在吉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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