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首长接着又讲的话，我听了更加糊涂，什么“要好好学习，改造”，什么“到了抚顺好好休息，注意身体”，这都是什么意思呢？正想着，带领我们来的那个工作人员走过来，把那个名单交给那位首长，报告说，除了熙洽因为身体不好没有来，其余的全来了。
我急于明白是怎么回事，竟一把从首长手里把名单抢了过来，看那上面写的什么。许多政府人员都笑起来，那位首长还是说：“用不着紧张呵！”这时，如果不是屋里出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我的笑话还不知闹到什么地步。一个穿着整齐的干部服的青年，笑眯眯地站在我们面前，我认出这是在苏联陪我们住着的张景惠的儿子，在伪满时，他是个学生，到了苏联，我们才知道他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
小张的出现，使犯人们都活跃起来。他和他的父亲见了面，又向一些犯人谈了些他们家属的情况，谁的儿子在哪个大学读书，谁的女儿在哪里工作。这一说，满天乌云全散了。死不了啦！这个思想一在脑际出现，我的眼泪也就如同潮水一般，汹涌而至。
对死刑的恐惧，并不是从此就消失了的。八月五日到达了战犯管理所监狱时，在沈阳出现的乐观情绪又一扫而空，恐惧又重新占据了内心。与前所不同的，只是掺和了更多的迷惑不解。从沈阳到抚顺这段火车上，有人乐观地估计，到抚顺休息几天就会分头回家，还有人说，他到过抚顺，知道日伪时那儿有个豪华的俱乐部，他断定那是我们“最合适的休息地方”。
当汽车把我们从车站载到管理所，监狱的青灰大墙、高高的岗楼出现在面前的时候，刚吹散的乌云又回到所有的犯人的心上。我和荣源、溥杰和三个侄子被领着通过一条站立着全副武装的哨兵的通道，进了一间有着一条长长板炕的房间。
随着身后响起的关门上锁的声音，我在公案小说中看到的监狱生活，特别是我在长春对付孙博元那些孤儿的电刑具、木笼子、铁心包皮的马鞭，立刻涌现在我的脑际……这一天，尽管伙食很好，我们都吃得很少。一整天大家都垂头丧气，不说一句话。
第二天，军医们给我们检查身体，检查得十分详细，连过去得过什么病，胃口好不好，平常吃什么不吃什么都问到了。接着，牙刷毛巾等日用品都发下来了，新的被褥是昨天就给了每人一套，今天又发新衣服，黑色的外裤褂和白色的衬衣。
随着这些举动，大家也有了活气，可是全闹不清是怎么回事。过了不多天，一个身材不高、大约不到四十岁的穿军装的人，走进我们的屋子，问我们的姓名，在苏联的生活，看过什么书。我们回答了之后，他说：“好好学习吧，思想一定要改造。
”后来知道，这就是所长，解放军的一位上校。所长的话让我们更迷惑了。究竟是坐监牢，还是上学？说是上学，这里明明是一座军事监狱；说是监狱，我自然想起我听说过的前清的、民国的、伪满的监狱，以及我自己设的监狱，可是这里一无脚镣手铐和刑具，二无竖眉瞪眼的狱卒。
和所长谈话后不久，报纸和书籍都送来了，每天还有游戏，晚上还有纸牌、棋等文娱活动。这是什么学校呢？“学生”都不用名字，叫号码。我的号码是“981”。这不是犯人吗？没有审讯，只是每人发来一张表格，叫自己填上姓名履历。
我填写得再简单不过：“前清皇帝、伪满洲国皇帝”，交给了穿军装的看守人员之后，也没有人再问我一句什么。这又不像是犯人了。还有许许多多奇怪的事。这天是我们洗澡的日子，我们看见有些人挑热水到浴室里去。我知道这个刚刚改建好的浴室，热水管还没安好，所以，每次要用人力担水。
我总以为担水的自然该是由犯人轮流，这时才知道担水的就是那些看守我们的和其他穿军装的人。究竟我们是不是犯人呢？这是不是监狱呢？我的岳父荣源，自从进了房门，总是摇头叹息说：“看着吧，受罪在后头！”这天出去散步，他把从苏联带来的一包纸烟忘在院子里的窗台上，回到屋里想起来，很惋惜地说，如果不是在监狱里，非把这包烟找回来不可！
可是不等他去找，看守人员把烟给他送来了。这个深信要受罪的人，也迷惑了。“他们都很文明哩！这必定是专门挑出来管我们的。”有一天，一个同犯发表了这个见解，同室的人都同意他的看法。在没有别的更合理的解释下，这个解释也就是唯一可用的了。
这种看法，竟保留到外出参观看到整个社会的变化时，才告失效。在抚顺这一次一共住了两个月。这是由恐惧到迷惑，由迷惑到盲目乐观，又突然跌进恐惧的两个月。盲目乐观是由于报纸上一篇文章引起的。先是大家对学习莫名其妙，没有人讲课，叫我们自己学，第一本书是《新民主主义论》。
我感到很新奇，伪大臣们也和我一模一样。什么主观、客观、意识形态、主观能动性，等等，谁也不懂。每天的讨论大部分时间是抠名词，抠得毫无兴趣。但是为了对所方表示积极，只好硬着头皮学习。后来不记得是哪一位，看到报上一篇谈新中国建设需要大量培养和提拔干部的文章，他忽然大彻大悟地议论道：原来共产党缺人才，所以叫我们学一学，不久就要让我们出去工作的。
这个看法居然有许多伪大臣们都表示同意。盲目的乐观情绪一出现，居然有人很用功地念起书来。但是到了十月间，志愿军出国到朝鲜，抗美援朝运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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