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交上了这份自传，心中并不宽松，因为我知道光凭我的公开历史，也足够我戴上头号汉奸的头衔。我在等待着起诉。我们监房的铁栏门外面，有一个岗台，整天有一名哨兵在那里站立着。监房前后栏外，各有一条甬道，看守人员不时地从甬道上走过。
我一会儿偷看看岗台上的哨兵，一会儿偷看看走过的看守员，努力想从他们脸上看出点什么气候来。如果来了所方的管教人员（这是慢慢才分辨出来的，他们不像看守员轮流换班，经常坐在甬道的一头，而是偶尔出现的），就更加紧张和留意。
在提心吊胆之中，我不断地绞着脑汁，寻思着讨好所方的办法。在当时，犯人想讨好、想表现自己也是普遍心理，途径也离不开两条，一条是学习上装进步，另一条是在值日劳动上充积极。那时已经恢复了报纸的供应，最初的学习是读报，表现的方法也就是大声地读。
既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轮到谁读，谁就尽力放大嗓门，这个监房读得响，那个监房就更响，表现积极就成了比赛嗓门，越喊越响，好像一大群蝈蝈似的嚷成一团。直到看守员不得不过来干涉，人们才让自己缓一口气，暂时放低了声音。
可是过了一会儿，又逐渐变成了喊叫。值日劳动，在抚顺的时候我没有干过。从我侄子们和我分开房间之后，我忙自己的事已够头昏眼花的，加上我从心里看不起劳动，伺候别人我更不愿意干。所以，在所方刚一规定这种制度的时候，我简直非常为难。
这天，刚要轮到我来收拾屋子、扫地擦桌子了，所方的贾科长来到了我们的监房里，向同屋的犯人说：“溥仪他有病，值日的事不必叫他干了。”我心中的得意，自不用说。每顿饭吃完，我连自己的碗筷也不收拾，那些同屋的伪大臣，对我还有一定的尊敬，虽然已不叫我皇上，还称我为先生，他们替我收拾碗筷，也没有意见，我也觉得理所当然。
到了哈尔滨，贾科长没有来说我有病，我也自动干起活来。这与其说是我自己过意不去，倒不如说是为了给所方看看。“新中国是劳动人民的国家”，这句话我从报纸上看到多次了，知道了在所方眼里，劳动是衡量人的标准。我们这个监房连组长老梦一共五个人，也就是每五天轮一回洗饭碗、提水桶、擦地板和接递铁栏外送来的饭菜。
这种活儿其实不算重，我在里面也是比较年轻的，可是初干起来，觉得很吃力，而且非常笨拙。特别是头一天，我在伪大臣们面前总不免有些落价之感，后来一想到这关系到所方的看法，我也就顾不得许多了。一开头顶使我苦恼的是，我在这方面表现出的成绩，不但没能使我在同犯之间显得突出，而且正相反，越来越显出了我比别人更无能，更无知。
我们的学习，到哈尔滨有了变化。在读报纸之外，我们在所方管教人员领导下开始学“什么叫封建社会”。每次先由领导学习的李科员讲一次，然后由各监房的小组自己讨论。我对“主观”“客观”还没弄清楚，又啃“封建主义”，感到十分困难，理解上也就比别人慢得多。
最要命的是写学习心得。我从前在毓庆宫念了十一年书，至多不过是对过对联，从来也没有向老师交过作文。我在宫里只给“皇后”和“淑妃”写过些无聊的信，写过几首莫名其妙的诗，还从来没写过正经文章。现在为了使所方认为我学习得好，非干这苦差事不可，没有别的办法，就只有抄书。
我东抄西抄，抄书抄报，常常抄得同房的犯人都笑个不停。有时为了一篇心得，急得我做梦也在抄。好容易抄出了一篇心得，交了上去，却毫无下文。写过几篇心得之后这才知道，我算是白费了力气。在另一方面，我不但在值日劳动上显出笨拙，在自己的生活起居上，也表现得很狼狈。
自从和侄子们分开住以后，我每天都处在忙乱之中。那一段的生活到今天想起来还令我感到羞耻。我从出生到四十多岁，一天没有离开过别人的伺候。在苏联的时候，无论吃饭、穿衣、叠被、打洗脸水，以至洗脚、剪指甲，也全有人代劳。
侄子们离开了我，除了一度担心他们变心之外，最大苦闷就是说不出的那么不方便，似乎连吃穿睡这些事也乱得找不出头绪来了。衣裳穿不好，觉也睡不着，而且天天是眼泪鼻涕一起流的。当时我也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那样邋里邋遢，忙忙乱乱的。
闹了笑话，人家在笑，我还不知笑什么，总是事后才能明白。早晨起身，我刚要洗脸，一个同犯说了：“你怎么不叠被？”原来人家把被叠得好好的，我是胡乱卷起来的，人家不指出，我也看不出这个区别来。于是，我去叠被，叠来叠去，好容易叠好了，再去洗脸，水又没有了。
或者漱口的时候，牙刷上蘸好了牙粉，才想起没有弄漱口水。有一天，在院子里散步，所长过来和几个犯人说话，忽然对我上下打量起来，弄得我心里直嘀咕。原来所长对我的服装发现了问题。“溥仪，你的衣服是和别人一起发的，人家穿得全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你的怎么就折折囊囊的成这样子？
”我看看自己，又看看别人，确实像所长说的，差别很大。我无法回答所长的话，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所长一直是笑着，又说：“这里面可有学问哩，你不妨研究一下。你总比别人又忙又乱，这两个问题可以一块儿研究。”所长是个很风趣的人，和蔼而幽默。
但是我从来不敢把他的话当做笑话，而且事后每次的经验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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