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借口痔疮非要在室内大便不可，看戏时非坐前面不可，发现前面只有矮凳，没有椅子舒服又非要换回后边不可。有一回他看见病号张景惠吃软糕，他也装病，一看非病号吃肉包子他又要吃普通灶。此外，什么用肥皂垫桌子腿，学习时打盹儿，等等，要写起来足可比我这本书还厚。
有一次，别人批评他吃饭总是把饭粒掉一片，是糟蹋粮食，他反而见怪道：“吃饭哪有不掉饭粒的？”有一次别人批评他学习时打盹儿，他咆哮了一阵儿，说：“你们这是叫自己活，不叫别人活的个人主义！”别人没法，报告了看守员，看守员到了号里，叫醒了他，问他为什么坐着睡觉。
他说：“坐着还能睡觉？”“你不是闭着眼吗？”“闭眼是休息啊！”“这不是休息时间，是学习时间！”“学习，我正是学习，闭眼可以记得清楚。”看守员报告了管学习的李科员。李科员把他叫去，对他说：“假如一个人一点儿不知自爱，能改造好吗？
”听了这话，他不说话了。可是一回到号里，又向同组的咆哮。“我坐牢，真是陪你们的冤枉！我本来是一潭静水，都是叫你们这些外来因素搅乱了！”在前一个时期里，我们这里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大致就是这样的情形。在我真正感觉出检讨会对我的改造所起的积极作用之前，我真像害怕火烧似的怕它。
我信奉“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和“无多言，多言多败”的教训，我不批评人，也怕人批评。检讨会上，轮到非叫我发言不可，我就还是学习会上的那套：“我同意××的意见。”还好，在认罪以前，大家对我还有些客气，老振不大给我“吃药”，老正的直率对我也使用不多，至于浑身是刺的“大下巴”，因为不同屋，我也没挨过他的刺。
但是经过了那一场撕破了情面，全所气象起了很大变化。变化之一，是过去曾经对我有过的那种客气，再也不存在了，我竟经常成了检讨会里的众矢之的了。不擅长口才的老正，有一次对我说出了有一定代表性的感想：“我现在算是知道了皇帝是个什么玩意儿了。
从前，我全家大小崇拜你，我从小发下过誓愿，为复辟我送掉性命都干，谁知你是个又自私又虚伪的废物！我真遗憾，不能把这些告诉我母亲，她简直把你看成活菩萨似的崇拜。真可惜，她早死了！”民国初年在日本人支持下，率领蒙古土匪实行武装叛乱，图谋恢复清朝的巴布扎布，便是老正的父亲。
巴布扎布死后，老正兄弟俩被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一起收了去，培养训练到长大（一起的还有肃亲王善耆的儿女，金璧辉就是一个）。他说的从前全家崇拜我的话，我相信都是真的，他说看穿了皇帝是什么“玩意儿”，我也不怀疑。
在监狱里的这几年，我在生活中露出来的“玩意儿”，已经够他们欣赏的了，何况后来同屋里又添上了对我过去底细摸得透熟的李焘！每组照例有两个最年轻的当学习组长和生活组长，分别负责召开学习会和生活检讨会，向所方汇报学习和生活情况。
我们这组的学习组长这时是普明，他是汪伪的驻外官员，三十多岁。生活组长就是李焘。这个曾被我看做一家人中最卑下的，到了监狱还忠顺地为我打掩护的青年，现在成了对我生活最严厉的“上司”。在苏联时，连打洗脸水都轮不上他，而今天，当我刷牙时把牙粉水滴了一点在地上，便会受到他严厉的责备：“就因为你的牙粉点，上次卫生竞赛又被别的组扣了分数，你还不吸取教训！
你对于集体荣誉太不关心了！”假如这不是李焘，我也许说一声：“哎哟，我怎么又忘了擦了！”事情就过去了。可是在李焘面前说这句话，就等于自找麻烦。“什么忘不忘！你这是叫人伺候惯了的毛病，也是只顾自己不顾任何人的自私天性，你从前还不是一向把自己当做国家？
为什么别人开了水龙头不会忘了关，别人开了门不忘关门，单单你容易忘？这不是记性问题，全是你叫人伺候惯了，改不掉的皇帝派头。”所以，我最好是顺从地弯下腰把牙粉点擦掉，比别人过去伺候我还要恭顺。严肃而认真的（对别人也是一样）李焘，并不只是在生活上对我严厉。
有一次，所长到我们号里来看我们，他说起了日本战犯一个家属和战犯会见后来信的事，内容我现在记不得了，只记得这个家属把她看到的她丈夫受到的人道主义待遇，回去告诉了她婆婆，婆婆感动得流了泪。我听了所长最后一句话，不知为什么，也流出了眼泪。
所长走后，李焘愤愤地说：“溥仪，你流的是什么泪呢？”“政府的人道主义待遇，太叫我感动了。”“怎么康庆和你说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不流泪呢？”我一时回答不上来。他又愤愤地说：“虚伪！真虚伪！真不知道你多咱才不虚伪！
你好像很笨，可是比谁装得都像！”我承认有虚伪的地方，但是认为这次很冤枉。我说：“我的感情就是这样，我也不知道有时就这样……”“好像你很富于感情似的。你对苍蝇也表示慈悲，可是对百万个千万个人残忍。”这样的批评，简直是火烧。
记得烧得我最厉害的一次，是从批评我的学习态度引起来的。那次有人在检讨会上对我提意见说：“别人学习文件，是用心地读，你为什么老是抄呢？连手纸都给抄没有了！”我说：“我笔记记不好，文件又只有一份。”“宪法草案报告是一人一份，你为什么还要抄？
”又有人问。“各人有各人的学习方法，我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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