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我母亲听说我在辅导院押着，就到我做活的地方隔着刺网看我。被辅导警看见，当时把我母亲揪着头发，脚踢拳打了一顿。打得我母亲躺在地下爬不起来。后来又用洋镐打我，打得我浑身是伤，昏迷不醒，七天人事不知。又有一次我们因为吃饭不给菜，同押的宋开通拿我的钱向过路人买些葱，被辅导科的汉奸王科长看见，把我和宋开通叫去，在我身上搜出五元钱，他们就先打我，把嘴和鼻子打得都流出血。
他们又把我装在麻袋里，我不蹲下他们就敲我脑袋，装在麻袋里举起来摔，摔了三下我就昏过去了……每天都死人，每隔三四天就抬出七八个死人，我一同被抓的十七个人就死了九个。我得了肺病，到现在不能做活。那时，我母亲也得了疯魔，我三个弟弟那时最大的十一岁，他们每天讨饭过活，幸亏第二年祖国就光复了…
…当时在鹤岗矫正辅导院用度科当用度员的尹影，在检举书上写道：伪满鹤岗矫正辅导院从一九四四年成立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九号……从成立至光复，囚禁人数达一千一百九十人，被囚禁之人员大部是由佳木斯牡丹江富锦县等地区监狱押送来的。
因我是富锦县人，其中有一人陈永福我认识。他们都是工人、农人和商人。他是在娱乐场所和街上行走，而无故被警察逮捕，每天做劳工十二小时，每人每天规定给六两粗粮，更生布衣，吃不饱穿不暖，做工时间又长，坑内通风不良，室内空气非常恶劣…
…有了病不能干活之后不但不给营养的东西吃，反而将粮食减到四两至三两半，有的人怕减粮就带病上班挖煤。就这样造成大批死亡。在病室里有的死了很长时间才被发现，死后当时并不给抬走，经一二日才抬出去放在停尸场中，用小木牌写上号码拴在手腕上，按“井”字样堆成垛。
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号，我亲眼看见使用黄毯子卷尸体三十四具，叫患病的人两人抬一个，送到鹤岗东山“万人坑”埋掉，将毯子拿回，再发给别人使用……为防止“浮浪者”（被押人）的逃跑，施行恐怖镇压手段，经常由监房提出被押人扒去衣服吊起毒打，打得人浑身发紫，还强迫劳动。
我现在还记得有一次富锦县监狱押送来的所谓浮浪者刘永才，被打在小腹上，提回监房即死……另外，在一九四五年六月末，将十八岁以下的少年提出二十一名送交抚顺少年矫正辅导院，又在八月提出十六个少年送交哈尔滨少年矫正辅导院…
…关于伪满抓劳工的控诉，许多控诉者是死难者的家属。沈阳南市区八纬路十九号当杂货店经理的陈鹤亭控诉说：我岳父赵文魁在一九四三年由原籍……迁往沈阳市沈阳区沙土坑居住，和我同在鸿升铁工厂后院制皮革为生，他在一九四四年三月被伪奉天市公署强征去当劳工。
在他被征去以后来信说，他是在兴安岭王义沟修筑高射炮阵地，那里有三千来个劳工，吃的不如牛马。以后他又来信说，他因劳累成病想回家休养未被准许，并说有的病人已上火车还被日寇推了下来。以后不久我岳父便死了。同年八月末，伪奉天市公署劳工科通知我去领骨灰，我去伪奉天市公署路本庙里领取骨灰时，看到那里有三百来个骨灰匣…
…被抓去的九死一生，留下的命运也一样，吉林蛟河县靠山屯农民王盛才控诉说：我哥哥王盛有在伪满康德十年旧历一月间，被拉法村公所抓去到东安省当劳工。在那里吃橡子面，还不让吃饱，夜晚睡在潮地上，还挨打受骂，共去了七个月，折磨成病，回来后九个月死去。
嫂子改嫁，我父亲终日忧愁，不久死去了。我全家四口，只剩下我一个人，使我家破人亡。蛟河县旧站屯的段考生是一个幸免者，他被抓去装在火车里运走途中，乘押车警熟睡，脱掉棉衣从车顶小窗里钻出逃掉。可是回到村里，被村公所以不服劳役罪名把他全家八口赶到叫“干饭盆”的一个无人烟的荒野地方。
他说：到那以后，没房子住，用树皮树梢搭了茅房住，头一年由附近的满铁煤矿贷了租谷米（秋后归还）度日。我们全家都开垦荒地，但开下的荒地又打不下多少粮食，秋后除还贷粮外，再剩下没有多少了。因此，只得吃野菜，天天挨饿，冬天受冻，夏天雨淋，就这样连饿带冻又不服水土，因此于一九四四年的阴历九月至十二月的四个月间，我家八口人中就死了四口，死了我父亲、三弟、二弟媳和我妻子…
…在“抓国兵”的灾难里，辽阳县张岭镇的工人王庆有一段控诉：我在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被征入沈阳伪陆军自动车学校教导团第二连当兵。自入伍后，每天早晨四点钟就得起床，用凉水擦身，吃饭时只给一碗。在教练中全得说日本话，不说就打，还用“柔道”打我们…
…我被打后嘴巴肿得像吹喇叭似的。就是大小便也得用日本话报告，稍一说不好就要挨打，每天还得背诵“诏书”和军人“誓文”，也得用日本话背，不会说就被按倒用木棒子毒打。家里面来人会见也不让见，有的青年实在忍受不了就自杀了，死得非常惨，是用刺刀刺进心口窝死的…
…“勤劳奉仕队”也同样充满了血腥和仇恨。蛟河县拉法屯当职员的陈承财有一段触目惊心的控诉，他写道：伪满康德十年的旧历五月一日，伪蛟河县公署把我和我乡国兵检查不合格的其他青年共一百九十八名编成勤劳奉仕队，集中在县城。
第三日由日本兵押着，把我们拉到东安省勃河县小王站屯等地。由县里走时都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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