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的镜框镶起的照片，这也是他的房间里唯一的一张照片：毛主席。这个故事也立刻让我想起，上午在一个幼儿院里，系着雪白小围巾的孩子挥动白胖小手唱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从这些联想中，使我从老人和孩子那里得到了一个统一的回答。
我明白了为什么刘大娘要说过去的让它过去，我明白了为什么她的儿子会相信我们可以改造……我们随着王主任在巷道里继续前进着。在一个拐角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灯光耀眼的小卖部——里面有水果点心，毛巾手绢，木梳香皂——王主任在这里停下了，指着小卖部说：“在伪满时，从这里起是一条长长的臭水沟。
沟里沟外到处有老鼠跑，可是谁也不敢碰它，因为那时工人们很多还很迷信，说它是老君爷的马。工人们都是混过今天不知混不混得过明天，因此，有的人为了求平安，还敬老君爷呢。那时我们是又受鬼子气，又受二把头气，还要受老鼠的气。
现在当然谁家也没老君爷了，把老君爷扔了，家家挂上毛主席的像了。”他指着混凝土的干净平整的地面继续说：“那时到处是水，浅处也有一尺左右。工人一下井，就放鸭子。”“什么放鸭子？”有人悄悄地问别人，叫王主任听见了。
“就是在水里走呗。”“工人们一定都是光脚的？”王主任笑起来：“不但光脚，浑身都不穿一点衣服，精光光的。坑下又闷又热，再说只有一身破烂，烂掉了也没人给你添，更不用说工作服了！”我们继续前进着，走到电车道旁，载运着发光的煤块的列车开过来了，穿着深蓝色工作服的司机和王主任笑着打个招呼，驶过去了。
王主任继续说：“那时候有电车走的道，就没人走的道。电车在这个地方就常撞死人。不过比起爆炸死人，那又不算什么了。矿工过去有句话：说自己是‘四块石头夹一块肉’。在井下干了十几个钟头回到井上来，就算这一天又混过来了。
在井口外面，天天下工时候有一群女人孩子等着，要是等不到自己的人，那就是完了。连尸首都不一定落着，不是压在石头底下，就是叫水沙埋了……在这里，”他停下了，指着上下左右一团混凝土说，“我亲眼看见在这里压死了四个人。
我十四岁就下井，自己也说不清差点儿死掉多少次了。”我这才知道这位精通业务的年轻的主任原是矿工出身。他是个爽朗活泼的人，他最后那句话是笑着说的，我绝没料到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年轻爱笑的人过去的经历是那样悲惨，使人难以想象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为了生活，当年的这个十四岁的少年每天要干十几个钟头，有了病也不敢不去，因为怕被看做传染病隔离起来。工人们住的大房子冬天当然没有火，大多数人没铺没盖，有条麻袋算好的，吃的也不够，每天每人只有八个蜂窝似的窝头，因此，传染病是极容易发生的。
一九四二年，这里发生的一场流行病，工人们提起来，到今天还是余悸未定。但可怕的倒不是疫病，而是日本人的毒手。日本人把发生疫情的工人住宅区用层层铁丝网封锁起来，不准外出求医，然后又逐家检查。如果谁家有病不报告，日本鬼子就把整所房子大门钉起来封锁。
如果有病报告了，又不管什么病一律填个霍乱，送进隔离所。人一进了隔离所就别想出来，外面还有电网围着，洋狗看守着。每人每顿一碗粥，有的半死不活的，就送到炼人炉里烧死了，或者和死人一起扔到万人坑里。“刚才你们看见的煤车上的那个工人，他叫邢福山，他的父亲就是被活埋的一个。
”王主任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我们慢慢走着，巷道里有轻风迎面拂来，这是清新的温暖的气流，但我的心又觉得被冻结住了。一阵短暂的沉默过去，王主任又恢复了轻快爽朗的调子说：“从前这里的空气是混浊的，不干活也可以把人闷出病来。
有一回，我刚从井里上来，闷得要死，有了病了，二把头非叫我再下去不行，我不去，他就举起皮鞭打我。我在大房子里最小，大伙全疼我，便过来要和二把头拼命，那小子一看就吓跑了。日本鬼子和二把头最怕的是‘特殊工人’——这是鬼子给被俘的八路军战俘的名称，鬼子把他们押到矿上做工，这些战士对鬼子不买账，谁凶他们在井底下就揍谁，揍死了就埋在里面，还暴动了好多次。
鬼子只好特别让步，给他们吃好一点儿，对他们也客气一点儿。鬼子和二把头怕普通工人受到‘特殊工人’的影响，总设法隔离开，可是我们也知道了他们的斗争，也就摸透了鬼子和二把头的底，所以，二把头只好扔下鞭子跑了，倒真像臭沟里的老鼠一样。
从那天起，我就看透这些人日子长不了……”这个当初生活在爆炸、冒顶和二把头皮鞭下的少年，他怎么熬下来的，我明白了，而且我的问题又一次得到了回答。在他身上这是多么强烈的自信！当初他在那样艰难的朝不保夕的生活中，就已经看透了鬼子和二把头的底细，而我在那时是什么样子呢？
是已吃腻了荤腥，丢尽了尊严，天天打针吃药，内心充满了末日的情绪。这和当初的这个少年的心情是多么强烈的对照啊！在那样的日子里，他就把我们这类人看成老鼠，微不足道，在今天又是怎样呢？我想起了试验瓦斯胜利的那个故事，想起故事里的老工人和家属们的眼泪，想起故事里的青年工人高呼的那句话：“我们又胜利了！
”这句话里充满了多大的自豪和自信！在他们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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