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后的第三天（三月十日）的上午，看守员忽然通知我和溥杰，还有三妹夫、五妹夫和三个侄子，一齐到所长那里去。我们走进了所长的接待室，出乎意料地在这里看见了别离了十多年的七叔载涛和三妹五妹。看着健壮如昔的胞叔和穿着棉制服的妹妹们，我好像走进了梦境。
载涛是我的嫡亲长辈中仅存的一人，也是现在的爱新觉罗氏中最高的长辈。在一九五四年选举中，他作为二百多万满族的代表被选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又是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几天前，在人代会第二次会议上，他看见了毛主席。
周恩来总理把他介绍给主席，说这是载涛先生，溥仪的叔叔。主席和他握过手说，听说溥仪学习得还不错，你可以去看看他们……当七叔把经过说到这里，颤抖的语音已经被淹没在哽咽声中，我的眼泪也早已无法止住了。我们一家人都在抹泪，真瑞侄竟已哭出了声音…
…从这次和家族会见中，我明白了不但是我自己得到了挽救，我们整个的满族和满族中的爱新觉罗氏族也得到了挽救。七叔告诉我，解放前满族人口登记是八万人，而这时是这个数目的三十倍。我是明白这个数目变化的意义的。
我知道辛亥革命之后，无论在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统治之下八旗子弟的处境，知道如果不冒称汉族找职业都会遇到困难。从那时起，爱新觉罗的子孙也纷纷改成汉人的姓，姓了金、赵、王，我父亲在天津的家，报的户口就姓王。
到了解放后，承认自己是少数民族的一年比一年增加，一直到宪法公布之后，满族全都登记了，于是才有了二百四十万这个连满族人自己也出乎意料的数目。我还记得在天津时发生东陵事件时的悲愤心情，还记得在登极时向祖宗发下和汉族绝不两立，一定报此深仇的誓愿。
我也记得听日本人讲的山源氏故事，把爱新觉罗氏和日本天皇家族列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氏族，曾在我心底引起过的优越感。但是事实上，我这个自认的长白山仙女库佛伦的后裔和自封的恢复满族祖业的代表人，对自己的种族一步步消失的命运，我不曾也不能加以扭转；我过去所做的，只不过在加速着这种命运的到来。
而当推崇爱新觉罗氏族的和声称恢复满族荣耀的日本人和我这个以恢复祖业为天职的集团垮台之后，满族和爱新觉罗氏的后人才有可靠的前途。由八万变成二百四十万，这就是一个证据！这个历史性的变化，包含有爱新觉罗的后人，包含有过去的“涛贝勒”和过去的“三格格”“五格格”。
七叔这年是六十九岁，身体的健壮，精神的旺盛，几乎使我看不出他有什么老态来。我甚至觉得他和我说话的习惯都没有变。妹妹们已不叫我皇上，改口称大哥了。七叔虽然也不再叫我皇上了，可是也还没有叫我溥仪，但尽管如此，我还是从老人身上看到了变化。
这位清朝的最末一个军咨府大臣（参谋总长），在民国、日本占领以及国民党时期三十多年间没有出来做过什么事。但解放后，他以将近古稀之年参加了解放军的马政工作，还兴致勃勃地在西北高原工作了一段时间。在谈到这些活动的时候，他的脸上露出了得意之色。
在和我会面的时候，他正打算到外地去视察少数民族的工作，以尽他的人大代表的责任。提到这些，他的脸上更发出了光彩。在那数目降到八万的时候，哪个满族的老人的脸上能发出光彩来呢？解放军刚刚进入北京城的时候，有许多满族的遗老是不安的，特别是爱新觉罗氏的后人，看了《约法八章》之后还是惴惴然，惶惶然。
住在北京的这些老人，大多不曾在“满洲国”和汪精卫政府当过“新贵”，但也都并非能够忘掉自己“天潢贵胄”的身份，放弃不了对我的迷信心理。所以，在我当了囚犯之后，他们比在民国时代更感到了不安，加上每况愈下的氏族人口的凋落和自身生活的潦倒，他们的生活是黯淡无光的，对解放军是不曾抱什么“幻想”的。
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先是听到东北人民政府给满族子弟专门办了学校，后来又看见有满族代表也走进了怀仁堂，和各界人士一同坐在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场上，参加了《共同纲领》的讨论。接着，他们中间不少人的家里来了人民政府的干部，向他们访问，邀请他们为地方政协的代表，请他们为满族也为他们自己表示意见，也请他们为了新社会的建设提供自己的才能。
在北京，我知道的我曾祖父（道光帝）的后人及以惇亲王、恭亲王和醇亲王这三支的子弟，溥字辈的除了七叔家的几个弟弟比较年轻之外，其余都已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我的堂兄溥伒（字雪斋），惇亲王奕誴之孙、多罗贝勒载瀛之子，擅长绘画书法和古琴，这时已六十多岁，他没想到又能从墙上摘下原已面临绝响厄运的古琴，他不但自己每星期有一天在北海之滨，能和新朋旧友们沉醉在心爱的古老艺术的享受中，而且也从年轻的弟子身上看见了民族古乐的青春。
他被选为了古琴研究会的副会长、书法研究会的会长，被邀进了区政协，又是中国画馆的画师。溥伒的胞兄弟溥 也是一位老画家，这时也被聘为北京中国画馆的画师，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又挥笔向青年一代传授着中国画。他们的亲叔伯兄弟溥修，是载濂的次子，也是我真瑞侄的胞叔，他曾做过“乾清门行走”，我在长春时曾委托他在天津看管过房产。
他后来双目失明，丧失了一切活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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