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衣服上的别针、袖扣，都曾使我对西方文明拜倒，因而自惭形秽。后来到了天津，从日本人那里我更得出这样的结论：爱新觉罗是中国的统治者，但要治理好中国还是要靠外国人才行。天津租界里的七年生活，“外国人”三个字成了我的灵魂的主宰。
每参观一次外国军队的检阅或者参加了一次外国人的宴会，我必感叹一次外国民族的聪明、中国民族的低劣。甚至一本外国画报、一双外国皮鞋和一包外国纸烟，都能慑去我的灵魂，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居然相信了白种人优于有色种人的论点，记得这论点曾是我和溥杰的共同话题。
我的世界知识的课本，除阅兵、宴会、画报、电影之外，便是法国的香水和白兰地、英国的衣料和香烟、美国的汽车和留兰香糖、德国的拜耳药品和眼镜、瑞典的火柴和搪瓷、古巴的雪茄烟、挪威的鱼罐头、日本的玩具……在我的生活中所用的，全是大学士倭仁指为奇技淫巧的东西，除了作为财产看的中国古玩玉器字画之外，我看一切都是外国的好。
就连我的财产也要存到外国银行里，甚至不惜倒贴保管费。我当了伪满洲国“皇帝”，还必须吸三五、三九牌烟，吃拜耳厂的西药，喝三星白兰地酒。在我看来，中国的东西什么也不行，也永远行不了。不但是我，连我的侄子——十三岁搬到东北一连住了十四年的青年，刚从苏联回来坐在中国的火车上，还惊异地问：“这火车是中国人开的吗？
”比他更小的孩子就更惨。我的妹妹的大女儿在英国出生，在伪满长到十二岁，她一直到“满洲国”垮台以后才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我承继了我的祖先——从接受第一个辱国条约的道光皇帝到“结与国之欢心”的西太后止——把祖国降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事业，变本加厉地又帮助敌人把东北变为完全的殖民地。
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空气毒害了我自己的亲人，也毒害了我自己，制造出一批软骨病和先天不足的人。在朝鲜战场上胜利消息不断传来的时候，我还纳闷美国军队的精良装备何以会失败。到了美国克拉克将军说他是“第一个不是在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将军”，我才相信了胜利，也才相信了解放军过去抗日的战史。
但相信不等于理解。因为我对于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对外战史印象是太深了，庄士敦和日本的参谋给我讲过的中国吃败仗的故事，在长春“帝宫”里放映的日本电影以及天津各国军队检阅给我的印象都是太深了。朝鲜停战开始谈判时，我看到那些谈判情况的报道甚至还担心过，觉得中朝方的代表那样板是板眼是眼的，弄僵了岂不糟？
我在紫禁城里看过的恭亲王、李鸿章等人关于办外交的奏折和西太后用光绪名义发的上谕，使我习惯了那些“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外交。一旦中国人真的腰板硬起来了，我首先感到的不是痛快却是担心。我这种软骨病，直到看到了无数的足以挺腰板的事实之后，才算治好。
我知道了犯了中国法律的外国人在中国法庭上判了罪，关进了监狱，或者被驱逐出境；外国的水兵闯入到中国海防区，被不客气地扣了下来。我又听到，美国的企事业被中国政府管制的管制，接收的接收，美国的“总领事”被中国不客气地从大陆上赶走，美国的飞机闯进了中国的领空，中国飞机就把它不客气地打了下来，美国的将军在中朝人民军队面前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美国政府嘴说不承认新中国，可是又不得不举行了大使级的会谈。
后来，我亲眼看到日本战犯在中国法庭服了罪，我又听到自称无敌的美国的国务卿，叫嚷着说中国是他的最大的敌人……我看到了这一切从无到有的事实，这些事情和我在参观中看到的那些从无到有的汽车、轮船、拖拉机、水库，各样发明创造…
…联系起来，我这才真正有了一种新的心情，重新想起了我是一个中国人。由于看到了这些从无到有的事物，我又自然地想起那些从有变成无的东西——殖民地奴隶的烙印。我想起了从前每次“巡幸”，不管是到哪个城市，不管是乘车通过哪条街道，到处都可以看到日本文的招牌和仁丹、眼药的刺目的广告招贴。
在天津租界时，我还比较自由地逛过商店洋行，印象最深的是到处可以看得见的红锡包、美孚油、棕榄皂、味之素、韦廉氏红色补丸、万国储蓄会等等的广告。我还记得，在旧中国，举目四望，几乎没有一样商品上面没有英文——无论是外国货还是中国货，除了同仁堂的丸散膏丹以外，几乎凡有包装的一律没有例外。
我所接触到的青年，也无一不是以能说英文为荣，或者对能说英文的表示着最大的羡慕。早在北京时代，由于听到庄士敦宣传有知识的中国人都有个英文名字，因此我叫做亨利，婉容成了伊丽莎白，妹妹们就成了玛丽、莉莉……
到了东北，日文又代替了英文，充塞着视觉和听觉所及之处。这些奴隶的记号，现在全没有了！我自己领到的日用品，再没有外国的商标和字样。我在那座由中国人当厂长、中国人当工程师和中国工人操纵一切机器的“汽车城”里，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汽车上看见中国字：第一汽车制造厂。
在无论巨型的涡轮机，还是精密的量具上，我看见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在鞍山钢铁公司，我站在一望无际的高耸的钢铁建筑前，听到了一个故事。日本人在离开那堆已变成破烂厂房的时候说：“把鞍山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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