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捧场。李鸿章到日本马关，我父亲在庚子后到德国，北洋政府外交官参加巴黎和会，孔祥熙到伦敦参加英王加冕……无一不是去伺候别人的颜色。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们谁也没挺起过腰板来。假如那些软骨症患者都写一本回忆录，说一说那些办外交的掌故，必有丰富的内容。
我就知道李鸿章是个最善于听洋人训斥的人。一八七五年英公使威妥玛就曾经当面教训过他：“你们中国人办事，越办越不是，活像一个孩子长到十几岁，又变成一岁了。”但是，这些日子都过去了。中国人站起来了。古海看得很清楚，现在的中国人“眉宇间显示出无比的自豪和喜悦”。
古海的这句话，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以至我在特赦后看到一本美国人写的书时，又想起了它，而且明白了他敏感到能看见中国人眉宇间的神色，绝非夸大其词。在我看的那本书中，有一段作者本人经历的描写，让我相信那些曾经对中国人傲慢过的人，处于时代的转换期，是特别敏感的。
那个美国作者住在北京西郊燕京大学里，他每星期坐燕京的校车进西直门的时候，车上的中国教职员和男女学生照例要走下车来，受那些国民党军警的检查，他这个美国人则照例稳坐车上不动，他就不免常常以白种人的优越感，坐在那里欣赏车外中国男女青年受检查时的表情。
可是，时代变了，北京插上了红旗，西直门也换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哨兵。在那些日子里，燕京大学的校车再走过西直门时，下车的再不是那些中国人，而是他这个有过优越感的美国人了。当他在中国人的目光之下，走到人民解放军哨兵面前，交验他的身份证时，他也看到了中国人眉宇间的变化。
站起来的中国人，自然要引起那些傲慢的人的愤怒。他们除了恶意的讥笑之外，还有他们认为最厉害的手段。间谍破坏是手段的一种。在西直门由看中国人受检查而变为被中国人检查的美国人李克，便是美国海军部门的一名间谍，北京解放第二年他被送进中国的监狱里去了。
经济封锁是手段的另一种，但我在东北工业陈列馆里，在那些工矿企业里，亲眼就看到了不少属于禁运单上的东西，而且还听到了一个笑话。有一次，香港当局派人扣留了一个仓库的甘油。甘油的经销商去询问为什么扣下这批货，当局回答：“这是战略物资，属于禁运范围的。
”“对谁禁运呢？”“对中国。”经销商拿出货单来说：“请看，这批甘油可是中国出口的呀！”顺便说一句，我在参观中也看见了中国制造的甘油。这里，一切凡是应当有的但还没有的东西，是必定会有的，而且已经不断地从无到有了。
有的东西从前有过，但是被丧失掉了的，也终究会再有的，而且在不断地恢复了。我说的不但是机器和技术，不但是矿山和土地，更重要的是荣誉，是每个人心里都应该有的祖国。由于那些傲慢的人，也由于我这样软骨的人，使东北像我的外甥女这样的孩子，竟会连祖国的名称也不知道，但是祖国两个字，现在又成为东北每个儿童心里最引起自豪的神圣字眼。
我参观长春第一汽车厂时，一位接待人员告诉我，汽车厂刚投入生产时，有一个小学校要求参观，厂方表示了欢迎，并且准备派出最舒适的轿车去接他们。孩子们一听说派来接他们的是进口的（该厂当时只生产卡车），立刻反对道：“不要！
我们要坐我们祖国自己造的大卡车！”孩子们的话，又一次让我想起了，在我心里曾经失掉过的神圣的字眼：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