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教育的形式，其内容就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帮助，检查思想，提高认识。从前，我对它是很憷头的，因为我在会上的表现，总叫别人不满意，因此常成了众矢之的。但是后来我的顾虑逐渐消失，使人不满意的地方也减少了，当然，更重要的由于我觉出了这是有益无害的互相帮助，明白了一切罪恶必有其一定的思想根源，挖出了思想根源才能更好地认罪。
这一点也正是政府更为重视的，也许可以说，政府认为使我们每人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倒是比从法律上惩办我们更为重要。我从政府的种种措施——参观、学习、与外界通信等上明白了这个道理，小组会也变成对我是习惯而亲切的了。
但是，在这回的讨论上，却又发生了问题。“包袱”，每个人都笼统地谈了一些，后来问题趋于深入具体，就出现了这个问题：我们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可以说是源远流长，还有没有一些藕断丝连的留恋之情？这个问题是谁提出的我忘了，我记得很深的却是有几个同犯都讲出了一些心底深处的“恋情”，比如有人说，他看到日本出版的书籍，描写旧时代的某些生活，不由得有些动心；又有人说，当他从报纸上看到他熟悉的当年日本“朋友”，也不禁发生了亲切之感。
也有人很不明确地说，当他看到日本电影，看见了银幕上出现的人物，听到日本话，很有兴趣……我发言道：“我对日本鬼子，没有丝毫感情可言。”不料这句话，引起了一些人的诧异、怀疑以至惊讶。我解释说，无论从我过去的还是现在的立场来说，我和日本帝国主义都谈不上什么感情。
单从我过去的立场来说，我只是和他们互相勾结利用，我想的只是利用它达到我复辟、统治人民的目的，由于不能如愿，处处受制，结果我又怨又怕，在贪生怕死、担心被弃的心情下，做出一连串的献媚举动，这当然也不是什么感情。
如果说在我幻想尚未破灭、恐惧尚未发生之前，对日本人的一相情愿的勾结，那也叫做感情的话，那么，以后连这种感情也没有了。我这样说过之后，还是有人不相信，其余的人也半信半疑。只有老振说，“当皇帝的人对谁都是利用，连他父母在内，他都没什么感情”。
可是多数人意见不同，他们举出许多例子，如我对日本皇太后流过泪，扶她上过台阶，我访日时作过诗，我发过“回銮训民诏书”，等等。我说，这些献媚举动，都不过是为了个人卑鄙的目的而使用的手段而已。当我做过了这一切，仍然达不到目的，我心里是很怨恨的。
我这样说了，还是有人不信。这时忽然有人说：“你在大栗子沟，日本人临送你上日本时，给你先汇到日本三亿日元，你心里不感激吗？”“三亿日元？我不记得这回事了。”“不记得？”人们都惊异了，各种不信任的话都来了，“这样大的事能不记得？
”“这是张景惠、武部六藏经手的事，很多人都知道呀！”“你这是有顾虑吧？”“检举认罪时你一定也是没交代了？”我说，在大栗子沟时，我只想到到了日本必定凶多吉少，因为吉冈说连日本天皇也表示了不能保证我的安全；什么三亿日元，就没进我的脑子里去。
我是真的不记得这回事了。“你到现在还是有顾虑！”这个意见一有人提出，就成了一致的意见，无论我说什么，也改变不了别人的看法，本来讨论正题时我还很自然，问题一转到三亿日元，而且被一致认为我仍存在顾虑，对政府隐瞒，我就真的又有了新的顾虑：“以曾子之贤与母之信，而三人疑之，则慈母不能信也！
”我这里在众口一词之下，还能得到所方的信任吗？我被这个问题苦恼了一夜，两夜，三夜……不会相信的！——在深夜里，同伴们发出了酣睡的鼾声，我独自醒着，眼睛凝视着窗外走廊里的灯光，心里翻来覆去地想这件事。这件事又引起了无数的胡思乱想。
“溥仪呀溥仪，你改造了八年，你受到了多么久的人道待遇，人民对你是以德报怨，为了让你像个真正的人那样知道好歹，花了多少心血？而你却说那三亿日元忘了，你还有一点点的人心吗？你欺骗人民还有个够吗？”“三亿日元，这样的大事会忘记吗？
这可不是三十块、三百块钱呀！”“把它说成是隐瞒吧……这样，就……一切都过去啦……”“可是，这不是欺骗吗？”我一惊，几乎从铺上跳了起来。过去，我动不动就写个检讨，至少其中有一半，是怀着取信于所方的目的，把它当做手段用的，难道我今天仍然还要这样无耻吗？
在第二天的小组会上，我首先发了言，多少带着些火气地说：“我忘了就是忘了！是不是有人和我说过这件事，还有问题哩！你们这不是成心吗？”谁知这句话一出口，就戳上马蜂窝了，连“中立”的都生起气来，说我是打击报复，拒绝批评，态度傲慢，甚至有人说这是“十足的抗拒改造”的表现。
问题又转到了我的态度，我慌了。我想这可缠不清了，三亿日元是隐瞒，小组会上又拒绝了帮助，这到了哪里也是说不清的问题了。完了，完了！这种悲观宿命的思想一出现，深埋在心底的、一度克服了的念头又起来了：还是承认一切，逃过这个难关吧。
不就是检讨吗？一张检讨书可以换得安宁、信任，为什么不走这条最近便的路子呢？我写下了：三亿日元我是隐瞒了，小组会上我的态度是对抗的……我对政府还有顾虑……后来，有一个晚上，看守员通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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