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他把自己的日本名字给改了，改叫“杜卫东”，意思自然是要保卫毛泽东了。他很执着，不管毛泽东是否需要他保卫，反正他是打算保卫到底了。“文革”开始后，杜卫东也和中国的红卫兵一起造起反来。不知为什么，他莫名其妙地把自己也划为“干部子弟”，愣说他爸爸享受司局级待遇，勉强也算是“高干”。
老红卫兵的历次活动——成立红卫兵纠察队、以“联动”的名义冲击公安部等他都参加了。“大串联”开始后，他联络了几个日本孩子，也扛了面红旗徒步去“长征”。在延安枣园，杜卫东向接待方提出，他们是日本左派，是来中国取经的，回去准备在东京进行武装起义，推翻日本反动派的统治。
在未来的战斗中，他们可能会牺牲，在牺牲之前他想在毛主席住过的窑洞里睡一夜。对于一个马上就要牺牲的人来说，这个要求并不算过分，接待方同意了他的要求。但由于有这类要求的外国人太多，所以作了一些限制，每人只能在毛主席住过的窑洞里睡两个小时。
杜卫东睡了两个小时还觉得不过瘾，又花了两天时间排队，再度体验了一次毛主席住窑洞的峥嵘岁月。从延安出来，他们又徒步“长征”去了韶山，他神情肃穆地对身边的几个日本哥们儿说：“如果毛主席当年不走出韶山去革命，中国会像今天的日本一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当然，这都是杜卫东1966年、1967年这两年的表现。他是个喜欢跟潮流的人，既然杜卫东也属于“老兵”圈子里的人，那“老兵”干什么杜卫东当然也干什么。时间进入1968年，当年的老红卫兵们在政治上早已失势，他们心灰意冷地远离了政治，干起了打架、拍婆子的勾当。
此时的杜卫东自然也不会闲着，他也弄了身将校呢穿上。他父亲杜源平五郎的工作关系归外国专家局管理，于是杜卫东也像北京大院里的孩子一样，对外交谈时总有个归属问题，所以他自称是“外交部的”，也成了地地道道的京城顽主。
钟跃民有时碰见杜卫东就拿他开心：“卫东，你丫怎么还没走？”杜卫东说：“我他妈走哪儿去？”钟跃民说：“有你这么办事儿的吗？咱们那东京武装暴动的计划可是两年前就制订好了，怎么现在还没动静？要都像你这样磨磨蹭蹭，世界革命还干不干了？
咱不是最后还要到美国打白宫吗？”杜卫东说：“狗屁，那不是两年前的作战计划吗？早他妈改戏啦，攻打东京那样的大城市，咱们的力量够吗？这分明是‘左倾’盲动主义，万一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算谁的？咱还是得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子，世界革命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事儿，着什么急呀。
我现在的工作性质变了，主要是发动群众，等待革命高潮的到来。”这些套话都是从当时的广播中学来的，成了钟跃民等人穷开心的语言。杜卫东到底是大和民族的种儿，打起架来心毒手狠，骨子里有种嗜血的渴望。他和钟跃民合伙打过几次群架，杜卫东总是带着刀子，出手便见血。
钟跃民从杜卫东身上体会到老爸当年和日本鬼子打仗的确很不容易，这小鬼子真是挺强悍的，难怪当年战争打了8年才惨胜。冰场的一角，两伙青年正准备进行一场厮杀，冰场的各个角落仍然有人流涌向这里，人越聚越多。杜卫东穿着一件黄呢子军装上衣，他最近喜欢剃光头，大冬天的故意光着刮得泛青的脑袋，显得很是与众不同，他正和一个穿棉军大衣的青年对峙着。
穿军大衣的青年从袖子里掣出了一柄日本军用刺刀，刺刀在水银灯下闪着寒光，他沉着地提刀在手，问：“哥们儿怎么称呼？”杜卫东接过一把手下人递来的斧子，漫不经心地回答：“外交部杜卫东。你呢？也报报名嘛。”那青年笑了笑说：“和平里的，人称‘地雷’。
”杜卫东嘲讽地说：“绰号倒挺唬人的，干吗不叫‘原子弹’？”地雷冷冷地回答：“哪儿这么多废话，咱是单练呢还是一起上？”“随便，我奉陪就是。”钟跃民带着袁军等人从圈子外面挤进人群，杜卫东微笑着向他点点头打招呼：“跃民，咱们可有日子没见了，你丫最近忙什么呢？
”钟跃民问：“卫东，怎么回事？”地雷轻蔑地上下打量着钟跃民。杜卫东懒洋洋地说：“谁知道怎么回事，有个小子不长眼撞了我一下，我给他两个嘴巴，这哥们儿就不干了，说我打狗欺主，我打了又怎么样，谁让他不长眼？
”地雷露出一脸凶相：“我看你是活腻了。”杜卫东说：“跃民，你用不着出手，在旁边看会儿热闹，等我剁了丫的，一会儿请你去老莫吃饭。”钟跃民伸手拦住杜卫东，转身问地雷：“你是和平里的，吴平津你认识吗？”地雷绷着脸道：“别跟我提这个，我谁也不认识，就认识我这把刀。
”袁军从挎包里抽出菜刀：“给脸不要脸是不是？我剁了你丫的。”钟跃民拦住袁军：“冰场上不是打架的地方，谁把谁放倒了也脱不了身，我看咱们约个地方怎么样？”地雷把刺刀揣回袖子，无所谓地说：“好啊，那咱们就约个地方，后天上午10点在月坛公园怎么样？
”杜卫东收起斧子道：“就这么说定了，谁不去谁是孙子。”钟跃民向围观的人群说：“行啦，不是说好了吗？大伙都散散，都别扎在这儿，冰面都快被压塌了。”人群渐渐散去。杜卫东铁青着脸对钟跃民说：“跃民，后天带上你的人给我助助威，我非剁了这小子不可。
”钟跃民大包大揽道：“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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