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说它是最彻底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而马拉是当时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是被称为‘人民之友’的英雄。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可以和我们探讨一下。”“可以，首先我要讲明的是，‘人民之友’并不是马拉的称号，而是马拉在1789年创办的一份报纸。
不错，《人民之友》是为底层民众说话的，但是由于它的非理性，也将底层民众的破坏欲煽动起来，最后演变成暴民政治。1790年以后，马拉开始抛弃自己原先标榜的自由平等理念而倡导独裁，并且鼓吹革命恐怖，此时杀戮成了主要目的。
1793年是法国大革命的一道分水岭，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等人开始着手清洗反对派，推翻吉伦特派，由马拉自任主席，成立了公安委员会，开始了血腥的恐怖统治时期。在这一时期，大约有40万人被处死，没有正常的审判程序，任何人的一句诬告都可以将一个无辜的公民送上断头台。
诸位应该感到庆幸自己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不然凭诸位先生小姐的气质、谈吐、衣着及所关注的问题和谈话方式，就可能会被当作贵族送上断头台。如果仅从底层民众对事物的好恶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那就太可怕了。我们可以作一个荒唐的假设，假如马拉先生复活了，而且嗜血的恶习未改，他现在正藏身于北京某个胡同里为《人民之友》撰写文章。
马拉先生固执地认为，今天来参观画展的人都是人民的敌人，因为他们的这种爱好和底层民众的思想感情格格不入，并且出身可疑，即使不是贵族，也不会来自底层民众。如果杀掉这些倒霉蛋就可以使人类获得幸福的话，那何乐而不为呢？
不知各位是否愿意为了人类的幸福做那被献上祭坛的羔羊。”那个老师不以为然地反驳道：“对待历史，要看它产生的后果，您不觉得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给世界带来民主和自由的声音，促进了未来整个欧洲民主化的进程？”郑桐说：“对不起，您混淆了概念，是法国大革命促进了欧洲民主化进程，而不是马拉等人，他们不过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一段血腥暴政的代表人物而已。
雅各宾派的暴政统治只维持了一年多，马拉等人已经成为一个血腥的集体犯罪集团。他们号召人们起来屠杀，点燃人们的仇恨之火，煽动人们的极端无政府主义狂热，他们以自由的名义剥夺无辜公民的自由，以平等的名义屠杀贵族，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践踏法律，践踏人类的尊严，践踏人类至高无上的生命权。
至于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我同意一位历史学家的观点，他认为：就当时的法国而言，它是反人权的暴政。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事件不应看它是否给未来和旁观者带来福音，而应看它是否给当时其本地域和当时代的人们带来福祉，因为人权是指当时当地的人权，而不是指未来的人权，也不是旁观者的人权。
”那位老师说：“可是……先生，从我接触到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资料来看，它丝毫没有表现出您所说的血腥气，只是说到群众把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送上了断头台……”郑桐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所以我觉得您在误人子弟，您要明白，教科书只能代表一种观点，而未必是历史的真实。
您为什么不多看一些资料？像米涅的《法国革命史》、霍布斯的《利维坦》、博洛尔的《政治的罪恶》这些书，国内都有译本呀。”“等等，请允许我把书名记下来，我要读过以后再得出自己的观点，因此您刚才说的也只能是您的一家之言。
”“我欣赏您此时的治学态度。顺便问一句，看您的岁数，‘文革’初期您已经当教师了吧？”“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两年。”“您是否被运动触及了灵魂？遭到过暴力攻击吗？”“当然，那时候当教师的大都在劫难逃，挨斗和挨打是免不了的。
”“那我提醒您注意，如果您还认为暴民政治的鼓吹者和嗜血者是英雄的话，并且继续把这种观点灌输给学生，那么您将来免不了还要挨揍。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法治社会，一个重视人的尊严和生命的社会。对不起，我的话有点儿尖刻，请您不要介意。
”郑桐和蒋碧云走开了。正当钟跃民忙着闹转业的时候，袁军却意外地发现，有时天上也会掉下馅饼。坦克三营营部的电话突然在夜里两点的时候响了，袁军猛地从床上坐起来，这么晚的电话肯定是有大事。他抓起电话：“喂，我是三营营长袁军。
”电话里传来周晓白低低的声音：“袁军，我是周晓白。”袁军惊讶地问：“你在哪儿？”“我在医院值班室，袁军，我想问你一句话。”“你说吧。”“以前你对我说过，想把咱们之间关系再向前发展一下，这句话现在还有效吗？
”袁军严肃起来：“当然，永远有效。”“那好，现在我同意，袁军，咱们结婚吧。”袁军惊讶地张开嘴：“结婚？马上？是不是太急了些？”“你不愿意吗？不愿意就明说。”“不是这个意思，我当然求之不得，问题是我一点儿心理准备也没有，因为在几分钟之前你我的关系还是一般朋友，而你突然提出要做我的未婚妻，连让我适应一下的时间都不给，我怎么有点儿做梦的感觉？
”周晓白轻声说：“咱们认识多少年了，还用再了解吗？以前你向我提出过，我说要好好考虑一下，现在我考虑成熟了，你又觉得突然了，要不咱们就假装刚刚认识，再接触它几年？”袁军忙不迭地说：“我又没说不愿意，你怎么又不高兴了？
总得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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