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排长，我看你嘴上也缺个把门儿的。”钟跃民难过地说：“宁伟，这件事怨我，我要是不批你假，就不会有这事了，我对不住你呀……”宁伟擦干眼泪站了起来，神色平静地说：“连长，是我命不好，赶上这件倒霉事了，我没什么可抱怨的，复员就复员吧，我认命了，谢谢各位。
”大家都不说话了，所有的人都表情复杂地望着宁伟。这年年底，宁伟等一大批老兵都复员了，随之又是一批新兵拥进军营。此时钟跃民也向上级递交了转业报告，谁知被上级驳回，还捎带着一顿批评，这使他很恼火。有一次，他去司令部大楼找张海洋，结果在楼道里碰见政治部的李主任，李主任和钟跃民很熟，他见到钟跃民很高兴，还热情地邀请钟跃民去他办公室坐坐。
钟跃民一见李主任情绪不错，便以为有机可乘，于是旧调重弹：“李主任，我还想和您谈谈关于转业的问题。”李主任一听就收敛了笑容：“谁想转业？”“我想转业。”李主任火了：“胡闹，这会儿和我谈转业的事，亏你想得出来。
当兵不是逛公园，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转业不转业不是你说了算，是组织说了算，想在部队长期干的，组织未必让你干，不想干的，组织未必同意你走。钟跃民，我现在就可以代表组织向你明确表态，想走？没门儿，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在部队干吧。
”李主任转身走了，钟跃民站在那里发愣。张海洋在一旁幸灾乐祸地说：“得，捅了马蜂窝吧，这身军装就这么好脱？李主任的意思你明白吗？想走的，部队偏不让你走，等你不想走了，部队就该轰你走啦。”钟跃民在李主任那儿碰了一鼻子灰，自然没好气：“你幸灾乐祸什么，你不是也要调到北京总部机关去吗？
”张海洋说：“没戏了，自从去年我父亲去世以后，调北京总部的事就黄了，人一走茶就凉，以前答应帮忙的人现在连电话都不接了。算了吧，我也不想调了，凑合着混吧。”钟跃民一听便兴奋起来：“不调了？那好，明年跟我一起打报告，咱俩一起转业，这回你得听我的，当初要不是你和满囤藏起了老子的裤衩，我何至于现在求爷爷告奶奶…
…”一提起吴满囤，两个人都沉默了。满囤阵亡后，钟跃民和张海洋费了不少周折，他们把满囤的大弟弟满仓弄到部队当兵，不过满仓可没有哥哥幸运，他只能当几年兵就复员，永远没有提干的可能。本来钟跃民打算把他安排在自己的连队，也好照顾一下，但满仓只上过一年学，基本上是个文盲，要不是沾了烈士亲属可以破格入伍政策的光，他连兵都当不成。
侦察分队对士兵的要求比较高，满仓实在不适合留在一连，于是被分到工兵营。钟跃民和张海洋还定期地给满囤的父母寄些钱和军装，他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情绪归情绪，但工作是不能不干的，而且还要干好，钟跃民不会因为闹情绪就把连队的工作扔在一边不管。
结果是他干得还不错，侦察营的3个连队里，一连的各项工作总是第一。上级认为，钟跃民带兵还是有一套的，虽然这个连长毛病很多。在上级主官的眼里，这家伙是个典型的另类人物，他很少对士兵进行传统教育，有时还嘲笑指导员的工作方法。
如果战士们对上级领导有什么不满的话，钟跃民不但不制止，还会和战士们一起大发牢骚。1979年的战争结束后，钟跃民被前指首长指定授予二等功。谁知过了些日子，政治部听到有人反映，钟跃民竟把军功章给一个来队家属的孩子玩，那孩子玩着玩着居然把军功章给玩丢了。
指导员当时就急了，要发动全连战士去找，钟跃民却轻飘飘地说：“丢就丢了，谁戴不是戴？‘文革’那会儿的纪念章都是抢来抢去的，我就没少抢人家的纪念章。”指导员说：“这是纪念章吗？这是荣誉，而且是最高的荣誉。
”钟跃民说：“扯淡，就是纪念章，你要喜欢，找着了你就留下，我送你了。”政治部李主任听到这些事的时候气得浑身哆嗦，把钟跃民叫到政治部大骂了一顿。钟跃民一脸无辜：“李主任，这好比我丢了钱包，结果警察没抓着小偷倒把我抓了，要我承担责任，这不是不讲理吗，我招谁惹谁了？
”钟跃民也觉得奇怪，命运总和人开玩笑，那个倒霉的宁伟如此热爱军人这个职业，可到头来军队却不能留他，而自己数次要求转业，偏偏军队却不放，不但不放，职务还不断地变动，先是当了副营长，后来又扶了正，成了侦察营的营长。
在这期间，钟跃民还数次带领侦察分队去边境地区参加轮战。钟跃民的职务最后一次调整是因为军侦察营的建制撤销，他指挥的原军侦察营改为军区直属特种侦察大队，钟跃民被任命为大队长。虽然他的职务还是正营职，但他所指挥的部队性质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不是以前的普通侦察分队了，而是一支地地道道的特种部队了。
特种侦察大队成立后，特种兵的装备及训练科目也有了很大变化，以前的侦察营连钟跃民都算上，谁也没受过伞降和机降训练，而现在这些训练项目是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掌握的。不只这些，部队还装备了火箭式单兵飞行器和动力翼伞，这些新式装备是老侦察兵们以前听都没听说过的。
身为大队长的钟跃民不光要训练部队，连他自己也需要重新接受训练，转业的事只好先放下了。1977年年底，郑桐以绝对的高分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蒋碧云的成绩也不错，她如愿考上了北京师范大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