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南下。从混乱不堪的战地医院，到装满了伤员的货车车厢，他跟战友和医生一样，认为自己必死无疑。他只记得这趟旅行又闷又热，混杂着血腥味和屎臭味，许多伤员都在流脓血、拉肚子。他们只要有力气，就用枪托在木头车厢壁上砸出洞来，把脑袋探出火车吹风，仿佛装在板条箱里的家禽一样。
到了医院，医生们看了看他的伤势，也无计可施。他生死未卜。他们给了他一块灰色布头和一个小盆，让他自己清理伤口。刚开始几天，他稍微清醒一点就用布头擦拭自己的脖子，直到盆里的水变成雄火鸡冠的颜色。但最主要的是伤口自己在做清理。
伤口结痂之前，一连串吐出了好多东西：他被击中时穿的衬衫上的一枚衣领纽扣和一片羊毛领，一块二十五美分硬币大小的柔软的灰色金属，无法解释的是，还有一块看上去像桃核的东西。他把这块东西放在床头柜上研究了好几天。
他一直没法弄清楚，它到底是不是从他身体里长出来的。他最终将其扔出窗外，但后来他总是做噩梦，梦见它生根发芽，就像杰克的魔豆[1]一样变成某种怪物。他的脖子终于打定主意要愈合了。起初几个星期，英曼既无法转动脑袋，也无法拿起书来读，只能每天躺着看那个瞎子。
瞎子通常在破晓之后独自一人过来，他把货车推上小路，动作娴熟得就像明眼人似的。他在路对面一棵橡树下面摆好摊子，围一圈石头搭灶点火，用一口铁锅煮花生。他整天背靠砖墙坐在凳子上，贩卖花生和报纸给医院里康复到能走动的病人。
没有人来买东西的时候，他就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个稻草人似的纹丝不动。那个夏天，英曼眼中的世界就是一幅用窗框装裱起来的绘画。漫长的光阴过去了，景色虽然时有变化，但不外乎总是一条路、一堵墙、一辆货车和一位盲人。
英曼有时会在心里慢慢地数着，看要花多少时间，景色才会有一点重要的变化。他给这个游戏制定了规则，飞过一只鸟并不算数，有人走过小路就算，天气的变化也算……太阳出来、下一场新雨都算，但云朵飘过投下影子不算。
有几天，他一直数到几千都没什么算数的变化。他相信这个画面永远不会从脑海中消失——墙、瞎子、树、货车、路——无论他能活多久都不会消失。他想象自己是个正在思考这些的老头。画面中景物的碎片拼凑在一起，也许表达了某种意义，但他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意思，也许他永远都不会知道。
英曼的早餐是燕麦粥和黄油，他边吃边看着窗外，过了一会儿，他看见瞎子步履艰难地沿着小路推车而来，货车的重量使他弯下了腰，车轮底下扬起两股尘土。瞎子生起火、煮上花生，英曼把盘子放在窗台上，然后走出门去，像个老头一样蹒跚着穿过草坪走到小路上。
瞎子的肩膀很宽，臀部敦实，他的马裤用一根皮带在腰间扎紧，跟磨剃刀的皮带一样宽。烈日炎炎，他却没有戴帽子，浓密的灰发剪得乱糟糟的，发质粗糙，就像刷子上的鬃毛。他低头坐着，仿佛在苦思冥想。英曼走到他跟前，他便抬起头来，好像真能看见他似的。
他的眼皮布满皱纹，凹陷进本来是眼球的地方，就跟皮鞋面一样死气沉沉。英曼没有寒暄一下，张口就问，是谁把你的眼睛挖出来的？瞎子脸上露出友好的微笑，他说，没有人。我生来就没有眼睛。英曼吃了一惊，他在想象中认定，瞎子一定是在某些血腥而绝望的争端、或者惨绝人寰的兽行中被挖掉了双眼。
他最近目睹的一切罪恶行径都是人类的双手所为，因此他几乎忘记了还有其他不幸的情况。——你为什么生来没有眼睛？英曼问道。——我就是生来如此。——好吧，英曼说，你可真是坦然，大部分人都会一辈子抱怨自己命不好。
瞎子说，假如我看见了世界的模样，然后再失去，那岂不是更加不幸？——也许吧，英曼说，那假如现在给你十分钟，让你长出眼球，你会拿什么来换？我猜会是很大的代价。瞎子思考了很久。他的嘴角蠕动了一下。他说，我连印第安头像的一美分都不会付。
我怕自己会因此满肚子怨恨。——我就遭罪了，英曼说，有太多东西，我希望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说的是十分钟。我说的是得到某件东西，然后失去它。瞎子把一张报纸卷成圆筒，拿一把漏勺伸进锅里，捞出一些潮湿的花生装进纸筒。
他把花生递给英曼，来吧，举个例子，告诉我哪件事情让你希望自己看不见。从何说起呢？英曼寻思着。莫尔文希尔，夏普斯堡，彼得斯堡……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情都是惨不忍睹的绝佳例子。然而，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那天的景象尤其挥之不去。
于是，他背靠橡树坐了下来，剥开湿漉漉的花生壳，用拇指把花生送进嘴里，开始给瞎子讲他的故事。一天清晨浓雾散去，浩浩荡荡的军队爬上山坡，朝一座石墙、一条凹陷的小路行军而来。英曼所在的军团奉命支援已经守在墙后的军队，迅速在玛莉高地顶部的白房子前排开队形。
李将军[2]、朗斯特里特和插着羽毛的斯图尔特站在门廊前面的草地上，一边交谈，一边轮流用望远镜观察河对岸。朗斯特里特肩头裹着灰色羊毛披风，他跟另外两个人站在一起时，看起来活像个粗壮的猪贩子。不过，以英曼对李将军的思维方式的了解，他情愿在朗斯特里特手下打仗。
尽管朗斯特里特看上去迟钝，但他有审时度势的头脑，常能让战士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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