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是一派荒凉而陌生的景象。温布尔登损失惨重。沃尔顿的松树林并未着火，似乎是沿线遭受破坏最小的地方。旺德尔河、莫尔河，以及周围每一条溪流，都长满红草，那颜色介于屠夫刀下的生肉和腌制过的卷心菜之间。然而，由于萨里郡的松树林过于干燥，红草枝条并未攀爬蔓生。
在温布尔登后方，我目之所及之处，有几块苗圃，高耸的土堆包围着第六个圆筒。一群人站在旁边，几位工兵正在里面忙碌着。土堆上方竖着一面英国国旗，正迎着晨风舞动。苗圃里遍布红草，大片鲜艳的猩红之中夹杂着紫色阴影，看起来十分刺眼。
倘若将视线从前景那焦枯的灰色和阴沉的红色转移到东边连绵起伏的青绿山峦，便会使双眼顿觉如释重负。沃金车站驶往伦敦方向的铁路仍在修复中，于是我在拜弗利特车站下车，步行前往梅伯里。路上，我经过当时和炮兵两人与轻骑兵谈话的地方，还途经暴风骤雨中我曾望见的火星人现身之处。
出于好奇，我走到路边，发现缠成一团的红草蕨叶之中，停着一辆破裂变形的双轮轻便马车，旁边散落着一堆白色马骨，已被啃得精光。我驻足良久，凝视着眼前的残骸……随后，我穿过松树林继续往家走，林中长满了齐颈深的红草。
我还在那里发现了斑点犬旅店老板的墓地，原来他早已落葬。途经军事学院以后，我便径直回到家中。路过一间农舍时，有个男人站在敞开的门边，叫着我名字，对我打招呼。我看了看自己的家，一丝希望在心中闪现，却转瞬即逝。
家门被人强行撞开过，没有上锁。我走上前去，门便慢慢打开了。门砰的一声又重重关上。书房的窗帘飘荡在窗外，我曾和炮兵在这里守望黎明。窗户至今仍然开着。塌陷的灌木丛与我大约四周前离开时别无二致。我跌跌撞撞地走进客厅，整栋房屋空空如也。
灾难降临的那天夜里，被暴雨淋湿的我曾蜷缩在楼梯口，如今那块地毯已经起了褶皱，而且有所褪色。台阶上还留有我们泥泞的脚印。我顺着脚印走进书房，发现圆筒开启那天下午我没写完的文稿仍静静躺在写字台上，上面压着透明石膏制成的镇纸。
我停驻片刻，认真通读我这篇尚未完成的文章。这是一篇论文，旨在论述随着文明演进，道德观念将何去何从[88]。文章最后一句正是一个预言的开头。“大约两百年后，”我如是写道，“我们或许会看到——”句子在此戛然而止。
我记得，差不多一个月前的那天清晨，我是如何心神不宁，又如何起身去取报童送来的《每日纪事报》。我还记得报童进门时，我下楼走进花园，听他讲述“火星来客”的奇闻轶事。我走下楼，径直来到餐厅。羊肉和面包还在，但早已发霉腐烂，还有个啤酒瓶翻倒在地，一切就与我和炮兵离开时一模一样。
家中弥漫着凄凉的气氛。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心中那个夙愿是多么渺茫、多么愚蠢。接着却出了件怪事。“没有用的，”一个声音说，“屋里空无一人。这十天里从没有人来过。别再待在这里自寻苦恼。除了你以外，没有幸存者。
”我不由得大吃一惊。难道我是在自言自语吗？我转过身去，看见背后的落地窗打开了。我往前迈了一步，站在那里朝窗外张望。我的表姐和妻子就站在外面，她们与我一样，既惊喜又害怕——妻子脸色苍白，欲哭无泪。她轻轻叫了一声。
“我来了，”她说，“我就知道——就知道——”她手捂着喉咙——身体微微颤动着。我上前一跨，将她紧紧抱在怀里。[86]圣马丁斯·勒·格兰德（St. Martin's-le-Grand）：伦敦市中心街道，从圣保罗大教堂向北延伸。
[87]引自英国幽默诗人托马斯·胡德（Thomas Hood, 1799－1845）的《最后的人》（The Last Man, 1824）。该诗是对苏格兰诗人托马斯·坎贝尔（Thomas Campbell, 1777－1844）同名作品的戏仿。
[88]指威尔斯1897年发表于《半月评论》（Fortnightly Review）的文章《道德与文明》（Morals and Civilisation）。有关这一话题，威尔斯撰文颇多，后收录于其专著《预言》（Anticipations, 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