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房子而言，我们活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们虽无福在樱草山树木茂盛的极乐世界里安家乐业，却也终于从卡姆登最南部的小区逃之夭夭，那里遍地涂鸦，家家户户都装着百叶窗，肮脏不堪。尽管房贷数额巨大，水管毛病频出，但朱莉安娜爱上了我们现在住的地方。
我不得不承认，其实我也很喜欢这里。夏天来临时，微风吹拂，如果风向正好，我们打开窗就能听到伦敦动物园传来的狮子和鬣狗的叫声。有种不开小篷车就能在非洲大草原上游猎的快感。每周三晚上，朱莉安娜都要给成人班上西班牙语课，查莉会去她最好的朋友家过夜，我就能独享这栋房子了，平时也算惬意。
我用微波炉热了汤，把法棍撕成两半，看着查莉在白板上留下的小诗，旁边还写着香蕉面包的菜谱。我感到一丝孤独。我希望她们都在。我想念她们的喧闹，她们的戏谑。我漫无目的地上楼闲逛，从一间房漫步到另一间，看看我的“半成品”。
窗台上，油漆桶排成一列，地板上铺着陈旧的地毯，像极了抽象派画家杰克逊·波洛克的画布。其中一间卧室已经成了储藏室，专门用来放箱子、地毯和一些被猫抓花的家具。查莉的旧婴儿车和高脚椅堆放在角落里，仿佛还在等待下一步指示。
塑料盒里装着查莉的婴儿服，盒上贴着整齐的标签。六年来，我们一直想再要一个孩子。目前为止，除了两次流产和无数泪水，我们一无所获。我不想尝试了，至少现在不想，但朱莉安娜还在坚持吃维生素片，研究尿液样本，测量自己的体温。
我们所谓的做爱，更像是一场科学实验，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找到最佳的排卵时刻。当我把上面这些话说给她听时，她答应我，只要我们有了孩子，她就会定期、自愿地跟我享受鱼水之欢。“等我们有了孩子，你绝对不会后悔，一刻都不会。
”“我知道。”“这是咱们欠查莉的。”“对。”我很想扔给她一堆“万一”打头的问题，只可惜有这心没这胆。万一这病迅速恶化呢？万一这病遗传呢？万一我连自己的孩子都抱不动呢？我不是在多愁善感，只考虑自己。我为人实际。
这个问题不是坐下来喝杯茶，吃几块全麦饼干就能解决的。这个病就像一列从远处的黑暗中朝我们疾驰而来的火车。看似遥远，但总会到来。六点半，出租车来了，我们并入高峰时期的车流中。尤斯顿路通往贝克街方向的路段已经堵死了，再另找一条捷径，穿过这条到处是护柱、减速带和单向通行标志的险路已是不可能的事。
司机抱怨那些从英吉利海峡隧道偷渡过来的非法移民，说他们让交通问题越来越糟。我无法理解他的观点，因为非法移民又不开车，但我心情压抑，懒得跟他争论。七点刚过，司机把我放在克勒肯维尔的兰顿大厅——这是一幢低矮的红砖建筑，有白边修饰的窗户，还有黑色的雨水管。
除了前门台阶上亮着一盏灯，它看起来和一座废弃建筑无异。我推开双重门，穿过一个狭窄的门厅，走进大厅。地上的塑料椅子大致摆成几排。大厅一边的桌子上摆着一个带龙头的热水桶，旁边是几排杯碟。大厅里来了约莫四十个女人。
她们年纪不一，有花季少女，也有三十七八岁的。她们大多身披大衣，毫无疑问，其中一些女人的大衣下还穿着上班时的高跟鞋、短裙、紧身超短裤和长筒袜。空气中混杂着难闻的香水味和烟味。台上，埃莉萨·韦拉斯科已经在发言了。
她身材娇小，有一双绿眼睛和一头金发，说话时的口音让人感觉这个北方女人精神抖擞、言简意赅。她穿着一条及膝窄身直筒裙，还有一件紧身羊绒毛衣，活像二战时期的画报女郎。她身后的白色投影屏上，是意大利艺术家阿特米希娅·津迪勒奇画的《抹大拉的玛丽亚[1]》。
画的底角上写着四个首字母PAPT，其全称则以更小的字母写在下面：“妓女也是人（Prostitutes Are People Too）”。埃莉萨看到了我，如释重负。我想溜到大厅边上，免得打断她，但她碰了碰麦克风，人们纷纷转身。
“现在，请允许我向各位介绍，你们真正期待的讲演者。让我们欢迎，最近刚登上报纸头条的约瑟夫·奥洛克林教授。”人群中传出一两声略带讽刺的掌声。真是一群难伺候的听众。我走上舞台边的台阶，汤在我的胃里咕噜咕噜地晃荡，然后我走进舞台上明亮的圆圈中。
我的左臂一直在颤抖，我只好抓住身后的一把椅子，稳住颤抖的手。我清了清喉咙，目光聚集在听众头部上方的某一点。“在这个国家，妓女是未破的谋杀案中数量最庞大的受害者。过去七年里，有四十八名妓女被谋杀。在伦敦，每天至少有五名妓女遭到强奸，十几名妓女被殴打、抢劫或者绑架。
犯罪分子侵害她们不是因为她们有魅力，或罪有应得，而是因为她们容易接近，也更容易得手。比起社会上其他任何人，妓女是最容易接近，也是最默默无闻的。”说完，我垂下头看了看观众，发现她们都在认真听，我松了一口气。
坐在前排的一位女士，穿着带有紫色绸缎领子的外套，戴着柠檬黄色的手套。她双腿交叠而坐，外套下露出奶油一样的大腿，雪白柔滑，鞋子上的黑色细带缠绕在小腿上。“不幸的是，你们无权挑选顾客。他们身材各不相同，尺寸也大小各异，有醉鬼，也有烂人——”“还有一身肥油的。
”一名金发女郎喊道。“对，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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