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查莉出生，我就再也没喝醉过。乔克自作主张，帮忙把我的那份也喝了，毕竟，一个聪明理智、有责任心的父亲，绝不能喝得烂醉如泥回家。买了新车，你就要戒酒，买了新房，你就喝不起酒，但为初生的宝宝干杯时，情况就不太一样了。
那天我喝了很多，出租车刚开到大理石拱门附近，我便在车里大吐特吐起来。就连乔克告诉我，我得了帕金森的那天，我都没有喝酒，而是出去睡了个女人。宿醉没有持续很久。那晚之后，我还时常感到内疚。今天中午，我喝了两杯伏特加——我第一次喝这么多。
我感觉自己醉了，因为我满脑子都是凯瑟琳·麦克布赖德的样子，赶也赶不走。我看到的不是她的脸，而是她裸露的尸体，毫无尊严的尸体：没穿内裤，甚至连一块遮羞布都没有。我想保护她。我不想让她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现在，我理解鲁伊斯了——理解的不是他说的话，而是他当时的神情。她不是死于某人的一时冲动，也不是有人出于贪婪或者妒忌，在厨房中将她杀害。凯瑟琳·麦克布赖德遭受了惨无人道的折磨。她往自己身上割的每一刀，都像斗牛士助手插进牛颈的倒钩，让她精疲力竭地死去。
一九八七年，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韦格纳做了一个著名的有关思想抑制的实验。这个测试可能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韦格纳召集了一群人，叫他们不要去想一只白熊。如果测试者脑海里出现了白熊，就要响铃。不管多么努力，没有一个人能抑制住这个想法超过几分钟。
韦格纳提出，人脑中有两个互相对抗的思考过程。一个让我们竭力去想白熊以外的所有东西，而另一个则会让我们竭力不去想的东西缓缓渗入脑海。凯瑟琳·玛丽·麦克布赖德就是我的白熊。我无法把她从脑海中赶走。我本应中午就回家，再取消掉下午的预约。
但我没有那么做，而是在办公室里等博比·莫兰来就诊。他又迟到了。米娜把他带进来时，对他态度敷衍，冷冰冰的。已经六点了，她想早点回家。“我一点也不会想和你的秘书结婚。”他说，感觉有点不妥，又问了句，“她该不会是你的妻子吧？
”“不是。”我示意他坐下。他坐下时，臀部的肉填满了整张椅子。他攥着自己的外套袖口，看起来心不在焉，忧心忡忡。“最近如何？”“不用了，谢谢，我刚刚喝过了。”我停顿了下，看看他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答非所问。他没有任何反应。
“博比，你知道我刚刚在问你什么吗？”“问我想喝茶还是咖啡？”“不是。”他的脸上闪过一丝疑惑。“但是你也准备这么问我。”“所以你是在读我的心思吗？”他紧张地笑了下，摇了摇头。“你相信上帝吗？”他问。“你相信吗？
”“以前相信。”“后来呢？”“我找不到他。上帝应该无处不在才对。我的意思是说，他不应该跟我玩捉迷藏。”他扫了眼昏暗的窗户上自己的身影。“你喜欢怎样的上帝呢，博比，是心存报复的上帝，还是宽宏大量的上帝？
”“心存报复的上帝。”“为什么？”“人要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不能因为他们乞求原谅，或在临终时忏悔，就毫无来由地赦免他们。做了错事，必须受到惩罚。”最后这句义正词严的话，仿佛一枚掉在桌上的铜币，令空气都为之震颤。
“你在为什么事情感到抱歉，博比？”“没什么事。”他回答得太快了。他所有的肢体语言都在叫嚣着，反对嘴巴说的话。“当你发脾气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我感觉大脑在沸腾。”“上一次有这种感觉是什么时候？”“几周前。
”“发生了什么事？”“没事。”“谁让你生气了？”“没人。”向他直截了当地提问毫无意义，他只会装傻，装听不见。我改变了策略，跟之前一样，让他慢慢积累情绪，最后彻底爆发，像从山上滚下的巨石。我还记得那一天——十一月十一日，因为那天下午他爽约了。
我问他，他是什么时候醒过来的，他早餐吃了什么，他什么时候离开的家门，我慢慢把他逼到他失控的那个点。他坐地铁去了伦敦西区哈顿花园的一家珠宝钟表店。他和亚姬准备在春天结婚。博比本来都安排好了，去珠宝店领结婚戒指。
结果，他和珠宝店的人大吵了一架，气冲冲地离开了。当时天在下雨。他快迟到了。他站在霍尔本广场，想叫一辆出租车。说了这么多后，博比突然又退缩了，改变了话题。“你觉得，老虎和狮子打架，谁会赢？”他不带感情地问。
“为什么问这个？”“我想听听你的看法。”“老虎和狮子不会打架。它们住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我知道，但如果它们真的打了起来，你觉得谁会赢？”“这个问题毫无意义。空洞愚蠢。”“心理医生不就爱干这种事吗——问没有意义的问题？
”就因为这么一个问题，他的举止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突然变得又自大又好斗，边说话边拿手指戳我。“你不是总爱问别人在一些假设情境下会怎么做的问题吗？怎么不来问我？问啊！‘如果我是影院里面第一个注意到有火苗在燃烧的人，我会怎么做？
’你不就爱问这种问题吗？我会去灭火吗？还是去找影院经理？还是会疏散大楼？我知道你们这种人是干什么吃饭的。别人给你一个正常的回答，你却想尽法子，逼一个理智的人看起来像个疯子。”“你是这么觉得的吗？”“是知道。
”他描述的是精神状态检查。显然，以前有别的医生用这种方法评估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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