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他次数多了，越发觉得他像一个总裁。再过一会儿，他就会系上彩色背带，穿上高尔夫球袜。“博比·莫兰最近怎么样？”“不太好。”“发生了什么？”“一名女士拦下了他打的出租车，他就把对方踢到不省人事。”乔克一时忘了嘴里叼着烟，突然吸了一口气，顿时被呛得剧烈咳嗽起来。
“棒极了！又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结局。”当初把博比转手给我的正是乔克。一位当地的全科医生把博比转手给他，让他给博比做一些神经系统检查，但他发现博比的身体什么毛病都没有，于是让我接手了。当时，他是这么跟我说的：“别担心，他上过保险。
或许你还能赚上一笔。”乔克觉得，我一有机会就该坚持“开药原则”，而不该坚守比我的房贷还昂贵的社会良知。讽刺的是，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他的为人就跟我现在一样。当我这么提醒他时，他说，那是因为过去所有好看的姑娘都是左翼分子。
他是一个追捧“爱之夏”[2]的社会主义者——上女人才是他的目标。没人死于帕金森病，它会陪着你进棺材。这是乔克的陈腐格言之一。这句话很适合印在汽车保险杠贴纸上，毕竟，它只够得上“杀人的不是枪，是人”这种话的一半荒谬。
得知自己患上了这个病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是我？”。但经历了在马士登屋顶和马尔科姆的一番遭遇后，我感到尤为懊悔。他身患比我更严重的疾病，却赢了康克戏[3]。我开始意识到事情不对劲，是在十五个月前。
我常常感到疲倦。有些日子，我感觉自己仿佛在泥浆里走路。那时我仍旧每周打两次网球，还身兼查莉足球队的教练。训练时，我要同时跟上十几个八岁小孩的步伐，把自己想象成齐内丁·齐达内，组织他们进攻，将球传给他们并完成复杂的二过一动作。
但慢慢地，我发现自己球踢不到位了，如果我突然加速，我还会把自己绊倒。查莉觉得我在扮小丑。朱莉安娜觉得我变懒了。我则怪罪于自己四十有二的高龄。回望当时，我能察觉到一些征兆。我的字越写越潦草，系纽扣成了一大挑战。
有时，我很难从椅子上站起来，下楼梯时，我要紧紧地抓住扶手。后来，我们和往年一样，去威尔士给我父亲庆生。那次是我父亲的七十大寿。我带着查莉去大奥姆斯角散步，俯瞰彭林湾。一开始，我们还能看得到远处的海鹦岛，而后，一阵大西洋风暴席卷而来，像一头巨大的白鲸，吞掉了海岛的身影。
我们顶风前进，望着海浪冲击着岩石，感受溅起的水花打在身上的刺痛感。查莉问我：“爸爸，你左手为什么不摆起来？”“什么意思？”“你的手。它都垂着不会动了。”她说得对，我的手臂正毫无用处地垂在身侧。第二天早上，我的手臂似乎又恢复了正常。
我没跟朱莉安娜提起这事，更没告诉我的父母。如果我说了，我的父亲，这个上帝的准私人医师，一定会严肃斥责我的疑神疑鬼，并在查莉面前取笑我。当年，我放弃了医学，投身行为科学与心理学的研究，他一直不肯原谅我的选择。
私底下，我一个劲地胡思乱想。我幻想自己得了脑瘤或脑血栓。万一我是轻微中风呢？万一严重中风就要来了呢？我的想象力几乎就要让自己相信，我的胸口在隐隐作痛了。过了一年，我才去找乔克，让他帮我看看。那时，他也注意到我的身体有些不对劲的地方。
有一回，当我们走进网球俱乐部的更衣室时，我突然整个人向右歪，逼得他半路停下脚步。他还注意到，我的左臂总是软绵绵地垂在身侧。乔克拿它开了个玩笑，但我感觉，他正密切地观察我。诊断帕金森病不需要诊断测试。像乔克这种经验丰富的神经科医生，依靠的是观察。
帕金森病主要有四种临床症状——手、臂、腿、下巴和脸战栗或颤抖，四肢及躯干僵硬，动作缓慢，以及身体姿势不稳定或平衡和协调性受损。它是一种慢性病，随时间逐渐变得严重。它不会传染，通常也不会遗传。关于帕金森病有许多理论。
一些科学家认为，帕金森病的病因是自由基与邻近分子发生反应，对组织造成损害。还有科学家认为，帕金森病是由杀虫剂或食物链中的其他污染物导致的。科学家并没有完全排除遗传因素的影响，因为他们发现，帕金森病似乎表现出轻微的家族遗传倾向，而且，它可能还和年龄有关。
事实上，帕金森病的病因既有可能是以上几者的结合，也有可能跟它们毫无关系。或许，我应该心怀感激。在我和医生打交道的经验中（伴随我成长的人中有一个就是医生），只有在以下这种情况下，他们才能给你提供明确无误的诊断：你站在诊室里，头上插着把喷胶枪。
下午四点半，下班高峰临近，人流向地铁和公车站涌动。我努力穿过人群，走到卡文迪什广场时，雨点飘落，我叫了一辆出租车。霍尔本警察局的前台是个面色红润的巡佐，他胡子刮得很干净，秃顶上寥寥无几的头发被捋得甚是平整。
他靠着前台，把饼干浸在茶里，撒了报纸第三页照片里的女人一胸脯饼干碎屑。我推开玻璃门，他舔了舔手指，然后在衬衫上擦了擦，把报纸藏进柜台下。他朝我微笑，脸上的肉也跟着抖动。我出示了名片，问他能否让我看看博比·莫兰的犯罪记录。
他的脾气突然变差了。“我们现在很忙，您只能在这儿等着，请您见谅。”我回头看了看。审讯室里只有一个消瘦的少年，他穿着破破烂烂的牛仔裤和运动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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