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莉安娜在闲置的卧室里做伸展运动。每天早上，她都会在卧室里做一些类似瑜伽的动作。这些动作的名号听起来就像美洲印第安女人的名字：“奔跑麋鹿”遇上“潺潺流水”。朱莉安娜习惯了早起，每天早上六点半，她已洗漱完毕。
我跟她完全不一样。昨夜，我的梦里充斥着鲜血淋淋、伤痕累累的脸庞。朱莉安娜光着脚，只穿着睡衣上衣，轻手轻脚地走进卧室。她弯下腰，吻了吻我。“昨晚你睡得不怎么踏实啊。”我把她的头按在胸前，她轻拍我的脊柱，指尖在上面翩翩起舞，感受到我的颤抖。
她的动作提醒我，她对我了如指掌。“忘了告诉你，之前，查莉跟着唱诗班去唱圣诞颂歌了。”“该死！我完全忘了这回事。”那是周四早上的事，查莉在牛津街唱诗。“我当时跟那个探长在一起。”“别担心，她会原谅你的。
听说在回家的公交车上，有个叫瑞安·弗雷泽的男孩亲了她一口。”“不要脸的小崽子。”“她跟三个朋友合力抓住了他，把他摁住了。真不容易。”我们放声大笑，然后我把她拉到身上。“在床上陪陪我。”她笑了笑，灵巧地滑到一旁。
“不行。我很忙的。”“来吗？”“现在还不是时候。你要保护好你的‘伙计们’。”我的“伙计们”指的是我的精子。但从她嘴里说出来，这些“伙计们”听起来像一个个伞兵。她开始穿衣服了。她把白色的比基尼内裤顺大腿提起，拉到位置后啪的一声松开。
接着，她把内衣举过头顶，肩膀一低，送入胸罩的肩带。她不会再给我一个吻。如果她再吻我一口，我可能就不会放她走了。她离开卧室，我躺在床上，听她在房子里走动，她走路时几乎足不沾地。我听到她往水壶里倒满了水，把门前台阶上的牛奶拿进了屋。
我听到她拉开了冰箱门，按下了烤面包机的开关。我从床上挣扎着起来，走了六步，进了浴室，打开淋浴喷头。地下室的锅炉打了个嗝，水管“咕噜咕噜”地作响。我站在冰冷的瓷砖上等水来，身子瑟瑟发抖。喷头在颤抖。我感觉，水龙头附近的瓷砖随时会松动掉落。
喷头干咳了两下，冒出一声刺耳的怒叱。一股浑浊的细流淌了下来，突然又断了。“锅炉又坏了！”朱莉安娜在楼下喊道。好样的！棒极了！某处，一个水暖工正在嘲笑我。毫无疑问，他正在跟他的水暖工同事吹嘘，他是如何假装帮人修好了侏罗纪时代的锅炉，还收了那人一笔足够去佛罗里达快活两周的钱。
我用一个新的剃须刀，就着冷水刮了胡子，没有割到自己。这看起来像是一次不值一提的胜利，但值得留意。我走进厨房，看见朱莉安娜正用按压式咖啡壶做好咖啡，并在一块全麦吐司上抹好了上等果酱。吃米饼的时候，我总感觉自己就像个小孩。
我还记得跟她初次见面时的情形。那年她是大一新生，在伦敦大学读语言学。我则在攻读研究生学位。我是那种连亲妈都不会夸我帅的人。当时的我留着一头棕色鬈发，有一个梨形鼻子，皮肤稍稍暴露在阳光下就会立刻长雀斑。
那时我选择留在大学继续攻读学位，下定决心要睡遍学校里的每一个荡妇，结果到了第一学年末，我还没拿定主意要睡谁，但和其他想成为风流浪子的同学不一样，我用力过猛了。我也曾赶时髦，故意不修边幅、起哄捣乱，但甚至在这方面，我都一败涂地。
不管我在别人家地板上拿夹克当枕头睡了多少晚，它都不肯起皱，也不肯沾上污渍。我想让别人觉得我潇洒颓废，还带着知识分子独有的忧郁，但最后呈现出的效果，反倒让我看起来像个赶着去参加人生中第一场面试的人。我曾在南非大使馆外特拉法加广场的一场集会上发言，大肆抨击种族隔离的罪恶。
“你很有激情嘛！”听完我的演讲后，她这么对我说。她在酒吧里向我做自我介绍，还让我从我们喝的那瓶酒里给她倒一杯双份威士忌。当晚，乔克也在——他正忙着邀请女孩子们在他的T恤上签字。我知道，他肯定不会错过朱莉安娜。
她是酒吧里的一张新面孔——还是一张俏面孔。他把手绕到她的腰上，说：“只要能陪在你身边，我就能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她没有露出半点笑容，拿开了他的手，说：“可惜了，‘勃起’算不上个人成长。”众人哄堂大笑，除了乔克。
接着，朱莉安娜在我的桌子旁坐下，我无比惊讶地望着她。我从未见过有谁能如此老练地杀了我挚友的威风。当她夸我“很有激情”时，我努力忍住，没有脸红。她笑了起来。她下唇上有一块黑色雀斑。我想亲吻那块雀斑。她灌了五杯双份威士忌，最后醉倒在吧台上。
我把她抬上一辆出租车，把她带回了我在伊斯灵顿的卧室兼起居室。那晚，她睡在日式床垫上，我睡沙发。早上起来，她亲了亲我，感谢我如此富有绅士风度。接着，她又亲了我一口。我仍记得那一刻她的眼神。那里面流露出的不是放荡。
她的眼睛不是在说：“咱们找些乐子，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吧。”而是在说：“我要做你的妻子，怀上你的孩子。”我们一直是一对古怪的情侣。我素爱安静，为人实际，讨厌闹哄哄的派对，不喜逛酒吧，周末习惯回家。她则是家中独女，父亲是一位画家，母亲是一位室内设计师。
平日里，她打扮得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佩花嬉皮士[1]，永远只关注他人最好的一面。朱莉安娜从不去派对——因为派对会为她而来。三年后，我们结婚了。那时，我早已被朱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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