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四年到一九八四年的所有资料，但还是没看到他的名字。我越来越困惑了，又看了看自己的笔记。我不知道博比是不是改变了自己名字的发音，或者干脆通过单边契据，把名字改了。如果真是如此，我就倒大霉了。我在前台咨询处借了本电话簿。
不知道他们借给我是因为我笑容可掬，还是我面相太过凶狠。毕竟“帕金森病面具”变幻莫测。博比特地说错了他在哪里上学，不过或许学校的名字是真的。利物浦有两家圣玛丽学校——只有一家是小学。我记下电话号码，在休息厅找了个安静的角落打电话。
接电话的秘书说话时带着利物浦口音，像极了肯·洛奇导的电影里的角色。“圣诞节快到了，”她说，“我其实不应该还待在学校里。我只是过来清理一下办公室。”我编了个故事，说有个朋友病了，想找到旧时好友相聚。我在找他八十年代中期的学校年报和班级合照。
她说图书馆里有一整个柜子都放了这些东西，叫我新年的时候再打来。“他等不了那么久。他病得很重，而且圣诞节也快到了。”“那我帮你看看吧。”她同情地说，“你在找哪一年呢？”“我不是很确定。”“你朋友多大？”“二十二岁。
”“他叫什么？”“他可能改过名，所以我才得看照片认人。我可以认出他来。”她突然开始怀疑我的目的。当我提议亲自到学校一趟，她就更觉得我居心叵测了。她说要先征得女校长的同意。当然，我最好先把请求写下来，再寄个邮件给她。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了。我朋友——”“很抱歉。”“等下！请等下！您能不能帮我查个名字？叫博比·莫兰。那时他应该戴眼镜。大概是一九八五年入学的。”她犹豫了。沉默了一会儿后，她让我二十分钟之后再打给她。我走进屋里，呼吸新鲜空气。
外面的小巷口，有个男人站在焦黑的手推车旁边，时不时叫卖两句“烤栗子哟——”，听起来宛如海鸥的悲鸣。他递给我一个棕色纸袋，我坐在台阶上，剥开热栗子的煤黑色外壳。利物浦给我留下的最美好的记忆便是食物。这里的炸鱼薯条和周五特供的咖喱特别美味。
除了这些，还有果酱布丁卷、黄油面包布丁、糖浆海绵蛋糕、香肠和土豆泥……我还喜欢这里的形形色色的人——天主教徒、新教徒、穆斯林，爱尔兰人、非洲人、中国人——他们吃苦耐劳，有极强的自豪感，坦诚且不拘小节。
圣玛丽小学的秘书这次没那么疑心重重了。我成功激起了她的好奇心。她已经把我的查找任务当作自己的任务了。“很抱歉，我找不到博比·莫兰的资料。你确定你找的不是博比·摩根吗？他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八年在这里上过学，三年级就退学了。
”“他为什么退学了？”“我不太了解。”她有点迟疑，“那时我还不在这里。或许是因为家庭变故？”她说可以帮我问问另一个老师。她记下了我住的旅馆的名字，承诺会再发信息给我。我回去继续翻阅那些有彩色编码的资料，再次查找他的名字。
为什么博比改了姓氏里的一个字母？[1]他想要和过去决裂还是想掩盖自己的过去？在第三卷资料里，我找到了罗伯特·约翰·摩根的出生登记。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四日出生于利物浦大学医院，其生母是布里奇特·埃尔西·摩根（原姓埃亨），其生父是伦纳德·艾伯特·爱德华·摩根（商船水手）。
我还不能百分之百确定这是博比，但估计八九不离十了。我填写了一份粉色的申请表，申请查看完整的出生证明。戴眼镜的书记官的下巴咄咄逼人，鼻翼宽大。他把申请表推回给我。“你没说明原因。”“我在追溯家族史。”“邮寄地址呢？
”“我来这里拿就好。”他头也不抬，就给我的申请表上盖了个拳头大小的章。“新年再来拿吧。我们周一关门放假。”“可是我等不了那么久。”他耸耸肩。“我们周一开到中午，你来碰碰运气吧。”十分钟后，我揣着收据离开了交易所。
要等三天。我等不了那么久。过马路的时候，我又心生一计。《利物浦回声报》的办公厅像个镜像魔方。前厅挤满了一日旅游团的退休老人。每个老人都拿着一个纪念礼品袋，衣服上粘着姓名贴。一位年轻的接待员坐在黑木柜台后的高脚凳上。
她身材娇小，脸色苍白，眼睛是咖喱色的。她左边有个刷卡的金属闸门，我得过了闸门才能坐电梯上楼。“我是约瑟夫·奥洛克林教授，想用一下你们的图书馆。”“抱歉，报刊馆不对外开放。”她旁边的柜台上放着一大束花。
“它们真好看。”我说。“不是我的。时尚主编总能收到礼物。”“我打赌你收到的礼物更多。”她知道我在调情，还是笑了笑。“如果我想找张照片呢？”我问。“你可以填个申请表。”“如果我不知道拍摄日期，也不知道摄影者呢？
”她叹了口气。“你不是真的想要照片，是吧？”我摇了摇头。“我在找一则讣告。”“什么时候的？”“大概在十四年前。”她让我等一下，然后给楼上打了个电话。她要求我出示身份证明，比如安全通行证或者名片。她把名片塞进一个透明卡套，别在我的衬衫上。
“图书管理员知道你要上去。如果有人问你在干吗，你就说想找篇新闻做医学研究。”我坐电梯上了四楼，一直沿着走廊向前走。偶然间，我从双开门的门缝里瞥到了敞开式的报刊阅览室。我低着头，尽力用意志让腿脚动起来。
我的腿时不时就僵住，然后像上了夹板一样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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