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服务部门有遭受性虐待儿童的档案。我以前可以查到这些资料，但现在我不在体制内。隐私法越发严格了。我得找人帮忙，这个人我已经十多年没见了。她叫梅琳达·科斯莫，我担心自己可能都认不出她来。我们约好在地方法院对面的咖啡厅见。
我第一次来到利物浦的时候，梅尔[1]还是个义务社工。现在，她已经是这一带的负责人了（旁人称其为“孩子保护专家”）。很少有人能在社区服务岗位干这么久，因为他们要么做到精疲力竭，要么被烦得勃然大怒。梅尔的衣着打扮是典型的朋克风格，头发高高竖起，满衣柜都是皮夹克和破破烂烂的工装裤。
不管她同不同意别人的观点，她都经常和别人唱反调，因为她喜欢看别人捍卫自己相信的东西。她在康沃尔郡长大，父亲是当地的渔民，总是用自以为是的口吻教育她，“男人的活”和“女人的活”有什么不同。不出所料，她成了一名偏激的女权主义者，还写了一篇题为《当女人穿裤子的时候》的博士论文。
如果她父亲知道这件事，准要从坟墓里跳出来。梅尔的丈夫博伊德是个来自兰开夏郡的小伙子，经常穿卡其裤和高领毛衣，抽手工卷的雪茄。他高高瘦瘦，十九岁头发就白了，但留了一头长发，扎成一个马尾辫。我只看过一次他披头散发的样子——那是我们打完羽毛球洗澡的时候。
他们很热情好客。我们周末的晚餐派对多数在博伊德家破败失修的阳台上举办，他家有座“风铃”花园，还有一口老旧的鱼池，里面种着大麻类植物。那时，虽然我们工作劳累，不受赏识，却还是很乐观。朱莉安娜弹吉他，梅尔则在一旁唱歌，她的歌声像琼尼·米歇尔。
我们会举行素食大餐，一杯接一杯喝酒，再吸点大麻，一起痛批世界的不公，直到周一才能从宿醉中缓过来，胃胀气会一直持续到周三。梅尔在窗外对着我扮了个鬼脸。她把直发别在脸后，穿着黑色牛仔裤和裁剪合身的米色夹克。
她夹克的翻领上方系了条白色丝带，我不记得这是哪个慈善机构的标志了。“这就是管理人员的打扮吗？”“不，这是中年女性的打扮。”她笑着说，高兴地坐下，“这双鞋难穿死了。”她说着，把它们蹬到地下，揉着自己的脚踝。
“去购物了？”“我去了一趟少年法庭，执行紧急护理令。”“结果还不错吧？”“没让事情变得更糟就是了。”我去买咖啡，她负责看着我们的东西。我知道她在观察我——想看看我有没有什么改变。她可能在想，我们还有相似之处吗？
为什么我突然约她？护理行业的人都格外多疑。“你的耳朵怎么了？”“被狗咬了。”“不要和动物一起工作。”“我总听别人这么说。”她注视着我在吃力搅拌咖啡的左手。“你和朱莉安娜还在一起吧？”“嗯。我们有了孩子，叫查莉。
她八岁了。朱莉安娜可能还会怀二胎。”“她怀不怀二胎，你不确定？”她大笑。我跟着她一起笑了起来，但随之感到一阵愧疚。我问起了博伊德。我把他想象成一个老年嬉皮士，和以前一样，穿着亚麻衬衫和旁遮普人的短裤。
梅尔转过脸去，但我还是注意到了她眼神里飘过的痛苦神色。“博伊德去世了。”她一动不动地坐着，继续让沉默蔓延，好让这消息不那么突兀。“什么时候的事？”“一年多以前了。一辆带前保险杠的大货车冲过停车栏，把他撞死了。
”我表达了自己的遗憾。她悲伤地笑笑，舔了口勺子里的奶沫。“人们说，丧偶第一年是最艰难的。我跟你说，感觉就像在暴动中被五十个拿着警棍和防暴护盾的警察抛弃一样。我直到现在也没能接受他去世的事实。我甚至怨过他一阵子。
我觉得是他抛下我，自己走了。我故意卖了他的唱片藏品，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傻。结果我又花两倍的价格买回来了。”她嘲笑自己，搅了搅咖啡。“怎么不和我们说，我们都不知道这回事。”“博伊德弄丢了你的地址。当时他着急得不行。
我其实本来可以找到你的。”她抱歉地对我笑笑，“只是那段时间我谁都不想见。见到你们，只会让我追忆那段美好的旧时光。”“他葬在哪里？”“他在家，住在我档案柜的一个小小银罐子里。”她的措辞让人感觉他仿佛还在花园里百无聊赖地散步。
“我不想把他埋到地下，太冷了。下雪了怎么办？他不喜欢寒冷的天气。”她悲凄地看着我，“我知道这么做很傻。”“我不觉得。”“我想过存钱，把他的骨灰带到尼泊尔。我可以在山顶撒下它们。”“他恐高。”“是啊。或许我应该把他的骨灰撒在默西河。
”“你能那么做吗？”“反正没人能阻止我。”她伤感地笑笑，“所以，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利物浦？你一直不喜欢这里，恨不得赶紧走。”“真希望你们俩能跟我一起回去。”“南下？算了吧！你知道博伊德是怎么看伦敦的。
他说，住在伦敦的人都在追逐一些别处没有的东西，但那些东西之所以在别处找不到，是因为他们没有费心去观察。”我能想象出博伊德说这番话时的语气。“我需要查看一份儿童保护文件。”“红边文件！”“对。”我已经好几年没听过这个词了。
这是利物浦的社工给儿童保护移交文件起的绰号，因为初始表格的边缘是深红色的。“哪个孩子？”“博比·摩根。”梅尔立刻想起了这个名字。我能从她眼里读出来。“我那时在深夜两点打电话吵醒了一位地方执法官，叫他签一份临时护理令。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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