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自己的两腿间。前些年，她经常看到博比脱衣服准备洗澡时，没有穿内裤。问起为什么不穿，博比说：“爸爸不喜欢我穿内裤。”布里奇特还声称，丈夫只会在博比还没睡的时候洗澡，而且不关浴室门。他还经常找博比一起洗，但博比会找借口不去。
尽管她的陈词中没有明确证据，但把这些陈词交给一位称职的检察官，已经足够给伦尼定罪了。我以为下一份就是博比的声明，结果没有。我翻了几页都找不到，博比没有做过正式陈词，这或许就是伦尼·摩根没被起诉的原因。
不过，我找到了一盒录像带和一份手写笔记。孩子的证据很关键。除非他或她承认被性骚扰，否则定罪的可能性很低。这种情况下，只能等施虐者亲口认罪，或者依赖无可置疑的医学证据。梅尔的办公室里有一台录像机和一台电视。
我把磁带放进卡槽。磁带上的标签写着博比的全名、录像日期和询问的地点。录像带开始播放，左下角显示了时间。由于时间限制，儿童保护评估和一般的病人会诊十分不同。需要花费好几周和儿童建立起信任关系，然后他们才会慢慢向你透露自己的内心世界。
但评估必须快速完成，因此询问者会提出更加直接的问题。儿童询问室的地板上放着玩偶，墙壁的颜色明亮多彩。桌子上放了画纸和蜡笔。一个小男孩紧张地坐在塑料椅上，盯着空白的画纸。他穿着校服、宽大的短裤和破烂的鞋子。
他扫了眼摄像头，我清晰地看到了他的脸。十四年来，他变化很大，但是我还是能认出他。他无精打采，一副向命运屈服的样子。不仅如此，我想起了更多东西。记忆深处的细节像投降的士兵，乖乖地回到了我的脑海中。我想起来了，我以前见过这个男孩。
鲁珀特·厄斯金找我复审过一个案件。那个小男孩不肯回答他的任何问题。他只好采取别的办法。或许，换个人来问能奏效。录像带继续播放。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你喜欢听别人叫你‘罗伯特’、‘罗伯’还是‘博比’？”“博比。
”“你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里，对吧，博比？”他没有回答。“我得问你几个问题。可以吗？”“我想回家。”“暂时还不行。告诉我，博比，你明白真话和谎话的区别，对不对？”他点头。“如果我说我长了个胡萝卜，没长鼻子，这算真话还是谎话？
”“谎话。”“没错。”录像带继续播放。我泛泛地问了几个关于学校和家庭的问题。博比讲起他最喜爱的电视节目和玩具。他放松下来，边讲边在纸上乱画。我问他，如果有魔法能帮他实现三个愿望，他会许什么愿望？他随口说了两个，又变了主意，最终确定的三个愿望是：（1）拥有一座巧克力工厂；（2）去野营；（3）造一个让所有人都快乐的机器。
我又问他，他最想成为谁？他说，他想成为刺猬索尼克，因为“它跑得超快，可以救下朋友”。从这个录像中，我看到了成年博比身上的某些言谈方式和身体语言。他很少微笑或者大笑，只会短暂地和你进行眼神接触。我问起他父亲。
一开始，博比回答得比较积极坦率。他想回家见爸爸。“我们现在一起发明东西，防止购物袋里的东西撒在后备厢里。”博比画了一幅自画像，我让他说出身体各个部位的名字。说到“隐私部位”的时候，他支支吾吾。“你喜欢和爸爸一起洗澡吗？
”“喜欢。”“为什么喜欢呢？”“他会挠我痒痒。”“挠你哪里？”“全身。”“他会不会以你讨厌的方式碰你？”博比皱着眉说：“不会。”“他碰过你的隐私部位吗？”“没有。”“帮你洗澡的时候也没有吗？”“可能有吧。
”他又咕哝了一句，但我没听清。“那妈妈呢？她碰过你的隐私部位吗？”他摇了摇头，说要回家。他把画纸揉皱，不再回答任何问题。他没有表现出烦躁的情绪，也没有表现出害怕。这种“疏离”的现象在遭受性虐待的孩子身上很普遍，他们试图将自己变得渺小，因为不想被别人当作目标。
询问结束了，这次询问显然无法给出任何定论，单凭博比的身体语言和言谈举止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我回过头来翻看文件，大概拼凑出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梅尔建议把博比登记在《儿童保护登记手册》上——一份记录在该地区被认为处于危险情况的儿童的清单。
她申请执行了临时护理令——在深夜两点，把地方法官叫起来干活。警方逮捕了伦尼·摩根。他们搜查了房子、公交站场的储物柜和邻居的车库，他把车库租来当车间。他全程都没有认罪。他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慈爱的父亲，从没犯过事，也没惹过警察。
他断言自己不知道博比的伤痕，但承认在博比拆坏了一个完好的闹钟时，“揍过他一顿”。我对这些一无所知。进行了那次询问后，我没有再跟进这件事。这是厄斯金负责的案子。八月十五日周五举行了一次儿童保护个案会议。
主持会议的是卢卡斯·达顿，与会人员有当值的社工、心理学顾问鲁珀特·厄斯金、博比的全科医生、圣玛丽小学副校长和侦缉警长海伦娜·勃朗特。会议记录表明，卢卡斯·达顿执行了诉讼程序。我记得他。在我第一次参加案例研讨会时，我提出了跟他不同的建议，他便怒气冲冲地对我进行言语攻击。
几乎不会有人质疑负责人的话——特别是初级心理医生，他们没多少经验，只有一张文凭，轻而易举便能被打倒。虽然警方没有足够的证据指控伦尼·摩根，但还是会继续进行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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