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伍德科克[1]称时钟的嘀嗒声为机械时代的暴政。我们创造了机器，到头来却沦为机器的奴隶。我们创造了怪物，最终却生活在对它的恐惧之中——正如冯·弗兰肯斯坦男爵[2]。我诊治过这样一位病人，他丧妻之后独居家中，越来越相信厨房桌上的时钟的嘀嗒声是人在说话，在给他下简短的指令。
“上床睡觉！”“洗碗！”“关灯！”一开始，他不理会这些声音，但时钟一遍又一遍地用同样的词句重复指令。最后，他开始遵照指令生活，时钟控制了他的生活。它会告诉他什么时候吃饭看电视，什么时候洗衣服，回谁的电话…
…他第一次来我诊室的时候，我问他喝茶还是咖啡。他没有马上回答，而是漫不经心地在挂钟前踱步，过了一会儿，他才转身告诉我说一杯水就好。奇怪的是，他不想我治好他。他本可以撤走家里所有的钟，或者换成电子表，但是他没那么干，因为他觉得，这声音令他安心，甚至宽慰。
据他所说，他的妻子生前是个吹毛求疵的人，生活得很有条理，总催促他做事，给他列出清单，帮他选购衣服，为他做决定。他不希望我让这些声音消失，相反，他想让这些声音跟着他。虽然每个房间都放了挂钟，但是他出门时该怎么办？
我建议他戴个手表，但是不知怎的，手表的声音要么不够大，要么会毫无条理地喋喋不休。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最后决定去格雷古董集市买表，他听了一小时老式怀表的声音，终于找到了一个咬字清晰的表。于我而言，钟声是我那辆路虎故障时发出的“咔嗒”声，或者可以说是末日来临的倒计时——离子夜还有七分钟的倒计时。
从前的幸福日子逐渐沦为历史，而我无法让时钟停下。开出哈奇米尔村时，有两辆警车从我身边经过，朝我相反的方向驶去。梅尔肯定把厄斯金的住址告诉了警察。不过他们不知道我开着路虎——至少现在不知道。那位过目不忘的小老太太会告诉他们。
她多半会拉着警察再讲一次自己的生平经历，这样我就有足够的时间逃跑。我一直用余光扫视后视镜，留意是否有警车的蓝灯在闪烁。这压根不是一场高速追捕。只要我挂不到四挡，警察骑自行车都能追上我。或许我们会重现当年逮捕O. J. 辛普森的大场面——可以从直升机上拍到一条缓行的警车长龙在对我穷追不舍。
我还记得《虎豹小霸王》里的最后一幕：雷德福德和纽曼迎战墨西哥军队前还有心情说俏皮话呢。对于死亡，我并没有他们那么无畏，也不觉得在枪林弹雨中走向死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卢卡斯·达顿住在城郊的一间红砖房里，砖房周边的小商店已被毒贩占领，被妓院取代。
街上的每面白墙都有涂鸦，连民间画作和新教壁画都被涂得面目全非。涂鸦毫无色彩搭配和创造力可言，纯粹是愚蠢的恶意破坏。马路旁，我看到卢卡斯站在梯子上，正从墙上拆下篮球筐。他的头发比以前更黑了，但腰围大了一圈，前额刻着一道道皱纹，隐没于浓密的眉毛中。
“要帮忙吗？”他低头望着我，花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我的名字。“这些东西都生锈了。”他一边说一边拍打螺栓。他爬下梯子，用衬衫擦了擦手，然后和我握手，同时瞥了眼前门，暴露了他此时的紧张。他的妻子肯定在里面。他们肯定已经看了新闻报道，或者听了电台。
二楼窗户里传来乐声：音乐里夹杂着一阵阵重击低音和打碟机的声音。卢卡斯随着我的视线看向二楼。“我让她调小音量，她不听，偏偏说要大声放才好听。年轻人都这样吧，我猜。”我记得这对双胞胎。索尼娅擅长游泳——无论是在泳池里还是在海里，她的泳姿总是那么优美。
她九岁那年的一个周末，我受邀参加了他们家的烧烤聚会。当时她还宣布自己有朝一日要横渡英吉利海峡。“从隧道过会更快。”我告诉她。大家都笑了，索尼娅向我翻了个白眼，从那以后就不怎么待见我了。她的双胞胎妹妹克莱尔是个书虫，患有弱视，总戴着金属框眼镜。
烧烤聚餐时，她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房间里，埋怨外面的人“像猴子一样大声嚷嚷”，吵到她看电视了。卢卡斯折起梯子，抱怨道：“女孩们都不打篮球了。”“我为索尼娅感到难过。”我说。他就像没听到我这句话一样，把工具放进箱子里。
我正准备问他索尼娅的事，他就开口谈起了她，说她在国家游泳比赛上拿了两个冠军，还创造了一个新纪录。“尽管她训练刻苦，每天早上出门跑圈，一英里接着又一英里，但她还是觉得自己游得不够快。毕竟做得好和做得优秀之间，是存在分明的界限的…
…”我没有打断他，因为我感觉到他是想告诉我些什么。然后我知道了整个故事。那时，索尼娅·达顿还不到二十三岁，为摇滚音乐节盛装打扮，和克莱尔还有大学朋友出去玩了。有人给了她一片印着贝壳图案的白色药片。她一直很注意药品安全，平时服用补品时也格外小心。
那天，她整夜都在跳舞，她的心跳越来越快，血压激增，她感觉头晕目眩，心慌意乱，最后她晕倒在了一个厕所隔间里。卢卡斯蹲在工具箱旁，仿佛丢了什么东西似的。他的肩膀在颤抖，声音沙哑，说索尼娅在医院里昏迷了三周，再也没有清醒过来。
卢卡斯和妻子为是否停用生命维持系统吵了一架。他很现实，他会永远记住她在水中遨游的英姿。他的妻子骂他放弃了希望，只想着自己，没有尽力祈祷等待奇迹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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