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却淡淡地回答说没关系，事情不急，他大可以等个几天。到头来终于避无可避，只得安排这次会面。此刻，看上去已年近七十的弗洛德很明显地看着莎兰德看得出神，而莎兰德也以不带丝毫热情的表情怒目回瞪。阿曼斯基叹口气后，再次看着她放在他桌上、标示着“卡尔·麦可·布隆维斯特”的讲义夹。
这个名字工整地印在封面上，后面还有社会安全号码。他大声念出名字，弗洛德先生这才从着魔的状态中惊醒，转向阿曼斯基。“好啦，关于布隆维斯特，你能告诉我哪些事？”他问道。“这位是负责写报告的莎兰德小姐。”阿曼斯基顿了一下才又接着说，他脸上带着微笑，试图增加对方的信心，但口气中却有些心慌道歉的意味。
“别看她这么年轻，她可是我们最顶尖的调查员。”“我绝对相信。”弗洛德的冷淡语调透露出他言不由衷。“说说看她有何发现。”弗洛德显然不知该如何与莎兰德应对，因此决定对她视而不见，转向阿曼斯基提问。莎兰德嚼着口香糖，吹了个大泡泡，然后没等阿曼斯基回答便说道：“请你问问客户想听长的还是短的版本。
”尴尬地沉默片刻后，弗洛德终于转向莎兰德，为了弥补对她的伤害，便改用长辈的慈祥口吻对她说：“如果这位小姐能口头总结一下，我将十分感谢。”有一度她露出令人意想不到的仇视神情，弗洛德不禁感到脊背发凉。但就在一瞬间，她的眼神立刻变得柔和，弗洛德又怀疑是否自己眼花了。
她开口时，简直恭敬得有如公仆。“请容我先声明一点，这次的任务并不特别复杂，只不过工作内容本身的描述有点模糊。你想知道‘所有能挖得出来’有关于他的事，却未明说特别想查哪些事，所以这份报告有点像是他一生的杂录，虽然共有一百九十三页，但有一百二十页都是他写的文章或剪报拷贝。
布隆维斯特是公众人物，几乎没有秘密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但他毕竟还是有秘密吧？”弗洛德说。“每个人都有秘密。”她平淡地回答。“只是要去发掘出来罢了。”“说来听听。”“布隆维斯特生于一九六〇年一月十八日，现年四十三岁。
他生在博尔兰格，但从未住过那里。他出生时，父母库尔特和阿妮塔都在三十五岁左右，现在两人都死了。他父亲是装机器的工人，经常跑来跑去，而母亲呢，据我所知，一直都是家庭主妇。麦可上学以后，全家搬到斯德哥尔摩。
他有个小他三岁的妹妹叫安妮卡，是个律师。另外还有一些表兄弟姐妹。你准备替我们倒咖啡吗？”最后这句话是对阿曼斯基说的。开会前他命人用热水瓶备妥咖啡，此时正仓促地压出三杯咖啡来，一面以手示意莎兰德继续说。
“所以一九六六年，他们住在小埃辛根。布隆维斯特先是在布罗玛上学，后来到国王岛上预备学校。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讲义夹里有成绩单拷贝。在预备学校期间，他选修音乐课，还在一个名叫拔靴带的摇滚乐团担任贝司手，而且乐团曾经推出单曲，一九七九年夏天在广播电台上播过。
预备学校毕业后，他到地铁站当收票员，存了点钱之后出国。他离开了一年，多半都在亚洲游荡——印度、泰国，然后又跑到澳大利亚。二十一岁的时候，他开始在斯德哥尔摩上新闻课程，但只上一年便休学入伍，在拉普兰的基律纳当步枪兵。
那算是个很糙的单位，但他表现得很不错。退伍后，他完成了新闻学位，之后一直在新闻界工作。你要我说得多详细？”“说你认为重要的事就好。”“他有点像是《三只小猪》里那只勤劳猪。到目前为止他都是个杰出的记者。
八十年代，他接很多临时工作，先是在外地报社，后来才到斯德哥尔摩。我列了清单。关于‘熊党’的新闻是他的转折点，就是他认出那群银行劫匪。”“小侦探布隆维斯特。”“他恨死这个绰号，这倒不难理解。如果有人敢在报纸版面上叫我‘长袜皮皮’(1)，我就把他们打到鼻青脸肿。
”她阴阴地瞥向阿曼斯基，他则心虚地咽了一下口水。他已经不只一次把莎兰德想成长袜皮皮。只见他挥挥手让她继续。“一项消息来源显示，在那之前他一直想当刑事新闻记者，还曾经在某晚报实习过，后来却是以政治财经报道成名。
他起初是签约记者，到八十年代末才在一家晚报找到全职工作。一九九〇年，他离开那家报社，协助创办《千禧年》月刊。那份杂志背后没有任何大出版社撑腰，一开始完全不在状态，如今销售量已经达到每个月卖出两万一千份。
他们的办公室在约特路上，离这里只有几条街。”“左派杂志。”“这得看你的‘左派’怎么定义。一般大众把《千禧年》视为社会评论杂志，但我猜无政府主义者会觉得它跟《竞技场》、《前沿》一样，属于小中产阶级的烂杂志，而温和的学生团体则很可能认为该杂志的编辑全都是共产党员。
没有证据显示布隆维斯特曾经活跃于政治圈，即使在他上预备学校、左倾风潮盛行年间也一样。他在新闻学院埋头苦读时，和一位当时在工会组织中十分活跃的女孩同居，那女孩如今是左翼党的国会代表。他之所以被贴上左派标签，主要应该是因为他当财经记者时，专门调查报道企业界的贪腐情形与可疑交易。
他曾经做过一些对大企业家和政客极具破坏性的个人特写——那些人大多是罪有应得——导致许多人辞职，也引发连串的官司诉讼。其中最著名的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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