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下，那小子就有了收手的感觉。她又即时释放出了并不反感的信息，小伙子就把双手都伸出来了，从松松地由背后搂着，到扳过她的身来，紧紧抱住，她明显感到，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充满了试探，她又轻微反抗了一下，她甚至感到，他就有了准备松手的意思，她故意后退了一下，看似是在躲避，实际却是在找床沿，她终于，被床沿绊倒了，是重重地倒在了榻榻米上，那小子，乘势就跟大树一样倒塌下来，你就是再想让他收手，他都没有收手的意思了。
这个小伙子叫树生，第二天中午，她跟父亲在一起吃饭时，就不停地打听他的情况。父亲咋都不知家里发生了这档事。她说她想把家里收拾收拾，看能不能让树生来帮个忙。父亲并没有想到，她能看上一个下苦的农民工，就安排树生来了。
谁知树生自那天来后，就不翼而飞了。连他父亲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只说见了鬼了，小伙子连最后一回装台钱都没领，就卷起铺盖跑了。只有她心里清楚，那是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见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后，不翼而飞的。那天，她还特别化了妆，并且穿上了自己觉得最漂亮的衣服，谁知树生一见面，就有些发呆。
那副发呆的样子，至今还深深嵌在她的脑海中。她没有想到，树生比那天晚上看上去还酷，还帅，几乎有些像她最喜欢的雕塑大卫。难怪那晚上，树生最后跟她说，他进城，本来是为唱陕北民歌来的，结果唱的人太多，就只好先装台下苦了。
她没有少了给树生许多爱的暗示，并且还有点软硬兼施的意思。那天下午，父亲又给人送货去了，他们在一起待了有好几个小时，说是收拾房子，其实也没咋收拾，就是谝闲传，树生挪了几个大花盆，她还生怕树生累着，挪时，自己出的力气，不比树生小。
天快黑时，她几次想让树生上楼，说是想把榻榻米也挪一下，树生就支吾着，说他得出去买点东西，很快就回来。她等啊等，直等到晚上十点多父亲回来，还没有等到树生的影子，她就有些生气，给父亲告了状，并且让父亲立马把树生叫来，说还有好多活儿没干完。
父亲给树生打电话，关机了。又问跟他租住在一起的大吊，大吊说，树生晚上回来，急急火火收拾了行李，就走了，说是家里有事。从此树生就销声匿迹了。她还去过几个陕北人开的饭店找过，都说，从没听说过树生这个人。这事让她很是痛苦了一阵，不过毕竟感情投入不深，过去也就过去了。
但从此，她对自己的婚姻有了紧迫感。过去她只知道自己难找，可没有想到会这么难，连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小子，都看不上自己，她的心真是凉透了。这事，她父亲也不是不操心，逢人就请人家给自己闺女找个家儿，帮忙找的人也不少，可都是只有上文没下文，弄得她就越发生气，也越发难堪了。
她有时想，只要有合适的，哪怕四十、五十她都跟，最好是跟母亲一样，让人家领得越远越好，她在西京城，实在是活得腻烦透了。尤其是父亲接回这个骚货后，她就越发地觉得，一切都乏味、无聊、无耻、无奈、无助透顶了，她有时甚至连点一把火，把那个破家烧了的心思都有。
想着想着，她突然就操起桌上的水杯，把梳妆台前那个有些变形的镜子，嘭地砸了，反正都是他刁顺子结账。本来还说跟几个剩女晚上出去唱歌，砸了镜子，心情也就跟这破碎的镜子一样，再也好不起来了，她就回信息说，有事不去了。
只有睡，独自一人睡着，外界的刺激，才会来得更少些。门铃响了，她问是谁，服务员说，有个剧团的人找，说是你叫瞿伯伯的，他在一楼大厅等你。她半天没有答话。瞿团长找自己干什么？她立马想到，是父亲托来当说客的。
但她又有些不相信，父亲哪来这大的面子，一个烂蹬三轮的，竟然能搬动瞿团长来当说客，可能吗？她说：“你就说我不在。”可过了一会儿，又有人摁门铃：“菊花，我是你瞿伯伯，开门。我是你瞿伯伯呀！”还真是瞿团长，这个门就不能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