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登台表演，但他们与表演者息息相关。当然，为人装台，其本身也是一种生命表演，也是一种人生舞台，他们不因自己永远处身台下，而对供别人表演的舞台持身不敬，甚或砸场、塌台、使坏。不因自己生命渺小，而放弃对其他生命的温暖、托举与责任，尤其是放弃自身生命演进的真诚、韧性与耐力。
他们永远不可能上台，但他们在台下的行进姿态，在我看来，是有着某种不容忽视的庄严感的。我与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有或多或少的交流。尤其是当我准备写他们的时候，还有意与其中几位比较熟悉的，进行了长谈，并且做了好多笔记。
鲁迅说，他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我小说中这些人物与故事，也在偷着向鲁迅学，是黏合起了好多装台人的形象，最终抟成了刁顺子这样一群特殊的装台人。底层与贫困，往往相链接，有时人生只要有一种叫温暖的东西，即使身在底层，处身贫困，也会有一种恬适存在。
最可怕的是，处身底层，容身的河床处处尖利、兀峭、冰冷，无以附着，再加上贫病与其他一些生命行进装备的胡乱组装，有时连亲人也不再相亲，儿女都羞于伦常了，更遑论其他。问题是很多东西他们都无法改变，即使苦苦奋斗，他们的能力、他们的境遇，也不可能使他们突然抖起来、阔起来、炫起来，继而让他人搭台，自己也上去唱一出体面的大戏。
他们永远都不可能在森林里遇见连王子都不跟了，而专爱他们这些人的美丽公主，抑或是撞上天天偷着送米送面、洗衣做饭，夜半飘然而至，月下勾颈拥眠的动人狐仙。他们只能一五一十地活着，并且是反反复复，甚至带着一种轮回样态地活着，这种活法的生命意义，我们还需要有更加接近生存真实的眼光去发现，去认同。
无论写作时，还是写完后，我还都没有琢磨出更多的意义，只是因了那些不能忘却的记忆。我没有整块时间去梳理这些记忆，只能在晚上和节假日休息时间，去一点一点地接近他们，还原他们。眼下有一首很流行的歌，叫《时间都去哪儿了》，问得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时间，再回刷一次屏。
其实一个再忙的人，哪怕忘了吃饭、误了约会，都不缺交给心灵的时间。我觉得写作，就是肉身给心灵的思想汇报。记得几年前写长篇小说《西京故事》的时候，每天晚上六点下班后，就开始给自己汇报思想，直汇报到凌晨一两点，第二天上班反倒是清醒的。
一晚上不汇报，哪怕九、十点就上床，早上开会反倒打哈欠。前一阵看新闻，好像开会丢盹，在某个国家还是要拿大炮毙脑袋的事体。可见清醒有多重要啊。一个人忙一天，晚上若能把精神盘存一下，当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无论得意也罢，失意也罢，高兴也罢，不快也罢，能定期定时盘整回望，当更有助于明天后天那些惊人相似且带着轮回样态的生活面对。
对于我，这个盘整就是写作。业余时间，我喜欢把自己关起来，拧了反锁，拉了深色窗帘，让暗室只留一个光源，能照耀出一块仅够罩住两只伏案胳膊肘的光圈足矣。光圈以外的地方，越幽暗越好，目光止处，思想前行。写不下去了，我也会一个大礼拜重读一遍《悲惨世界》，或《卡拉马佐夫兄弟》，或《霍乱时期的爱情》什么的，出了门，所有的物质，包括人，都是四个以上的多维影像。
熟人见了，还疑似我目中无人了。读书与写作，对我是一种盘存，更是一种能孤独享用的快乐与休息，无论生活中，你经历了多少无奈、伤害与精神痛楚，一旦进入写作，那些神经都会变得麻木起来，只有笔下的人物借我的躯壳不住地抖动着。
有人说，我总在为小人物立传，我是觉得，一切强势的东西，还需要你去锦上添花？即使添，对人家的意义又有多大呢？因此，我的写作，就尽量去为那些无助的人，舔一舔伤口，找一点温暖与亮色，尤其是寻找一点奢侈的爱。
与其说为他人，不如说为自己，其实生命都需要诉说，都需要舔伤，都需要爱。感谢作家出版社不弃，副总编辑黄宾堂先生亲自审读拙作，并给予鼓励，责任编辑李亚梓老师，更是认真负责，为成书，甚至耗掉不少由北京到西京的长途资讯费用。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评论家李敬泽先生，著名作家刘震云、阿来先生拨冗推介，让《装台》平添了一份“上演”的信任，在此一并谢忱！2015年5月26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