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我算算时间，她可能刚好在飞机上。到了半夜，手机响了，我条件反射地迅速启动了英语词库，准备回答有恩的口语抽查。“起飞前你打我电话，什么事儿啊？”“没事儿，想你了。”我从床上爬起来，靠在了窗边，“你回来了？
”“没有，还在飞呢。”“那怎么打的电话？”“拿信用卡打的机上电话，我怕你有什么事儿。”“没事儿，让你担心了。你飞到哪儿了？”我抬头看了看窗外。“太平洋上，今天是大晴天，没有云，海面特漂亮。”“我刚刚打电话是想和你说，今天，我们酒店新来了一个门童，他给我讲了他和他老婆的故事，你想听听吗？
”“你说吧，我先听听看。要是太煽情我就挂了。”“这个门童以前是高速路收费站的收费员。每个收费员都得坐在小岗亭里，收钱送票，除了上厕所，轻易不能出来。下了班就坐班车走，基本上和其他同事都没什么交流。这个小门童特别喜欢他隔壁岗亭新来的姑娘。
他透过小窗口，能看见对面的她，但永远说不上话，上班时间也不让用手机。他就一直这么偷偷喜欢人家，可是每天车来车往，他一直找不到机会和姑娘说话。这么耗了一年，有一天听同事说，那姑娘在城里找着了工作，准备不干了。
小男孩特别难过，都没和人家自我介绍一下，光这么互相看了一年，就把机会错过了。可是，到姑娘最后一天上班，你猜怎么着？……有恩，你还没挂吧？”“没挂，你接着说。”“那天晚上，临下班前两个小时，北京郊区，下了一场大雾。
那雾特别大，前后半个小时，能见度就不到五米了。京承高速北七家到高丽营路段，立刻被封了路。一封路，高速上就一辆车都没有了。整条路空空荡荡，收费员们没什么事儿，就都从岗亭出来溜达。小门童说，他在大雾里，踏出那个小屋，周围只能看到模模糊糊的人影，收费口的大红警示灯，都被遮得朦朦胧胧。
可这么大的雾里，他就是能看见那姑娘在哪儿站着。他直直地走到那姑娘旁边，问姑娘：‘今天下班肯定早，你一会儿打算干吗？’姑娘笑了，说：‘大雾封路，连家都回不了，还能干吗？’他说：‘那既然困在这儿了，咱们就一起玩儿一会儿吧。
’”有恩在电话那头，轻轻笑了两声。“第二天，这小伙子陪姑娘辞了职，也进城里来找了工作。俩人现在已经结婚了。”有恩沉默了一会儿，“故事挺逗的，但没必要专门打长途说吧？”我想象着有恩正在几千米的空中，靠在舷窗边，俯视着窗外的海面，海面被阳光照射得金光闪闪。
我想起了以前看过的纪录片，说海面下，三四千米深的地方，生活着一种虾，这种虾数量非常多，靠地底的火山取暖，火山的喷射物就是它们的食物，它们成千上万地聚在一起，没有目的地游动，永远不需要见到阳光。我以前就是这种虾。
我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了完美的栖息地，直到我看到了天上飞着的郑有恩，直到我喜欢上了她。我决定从海底三千米，努力地游上来。有恩早就为我做好了降落的准备，我们可以不为对方妥协，但我总得浮出海平面，找一个有阳光的地方，等她降落，和她聚在一起。
我想把这些话告诉有恩，但我知道她肯定嫌太煽情，直接把电话挂了。所以我只是开口说：“我会好好努力的。你等等我。”电话里安静了片刻，然后有恩回答了我。“等就等呗。谁让咱俩也是雾里遇见的呢？”这一年，从夏到冬，我一直从海底往海面上钻。
纪录片里说，深海生物扛不住压力，出了海面就会死。我在一路努力的时候，也确实常常觉得缺氧，有时还会产生幻觉，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些心比天高。但后来，我已经渐渐能听懂管理层的英语了。我发现我们总经理开会时总喜欢说一句话：Our people are our most important asset.——员工是我们最重要的资产。
每当累得精疲力尽的时候，我会在心里默默念一遍这句话。好，既然你们这么说，那我就蹬鼻子上脸了，就看看我有多重要，有多值钱。2013年9月的第一次英语考核，我的分数差了很多。11月的第二次考核，差四分。12月5日，这一年的最后一次英语考核，我通过了。
到了月底时，我通过了员工整体业绩考核。2014年1月，酒店发布了下半年送去美国康奈尔大学短期在职培训的员工名单，一共七个人，其余六人是经理层直升，剩下一个，是来自礼宾部的门童——我，张光正。人力资源部主管告诉了我这个消息，从他办公室出来后，我在走廊上碰到了鲶鱼精。
鲶鱼精和我擦身而过时，突然开口说：“你的东北口音英语，得再好好练练。”拿到了进修名额的第二天，我坐公交车，去了顺义，我想告诉孙大妈这个消息。养老院的环境没我想象得那么差，但也不是什么世外桃源。一排平房，背靠一座土山，中间有个小花园。
房间里布置都很简陋，像是废弃的医院。我坐在花园的长椅上，等孙大妈出来时，身后一群老太太正在聊天。我听了一会儿才发现，大家都是各聊各的，鸡同鸭讲，内容都不挨着。孙大妈老了一点，但气色不差。我告诉了孙大妈可以去美国的消息，孙大妈高兴极了。
“美国离咱们这儿得多远啊？得坐飞机去吧？”我点点头，“得坐飞机去。”“坐好些个钟头吧？”“听说得十几个钟头。”孙大妈抬头看看天，伸展胳膊，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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