咆哮着要他们立刻归还七千万日元。或许他是想把外债收回，用这些钱重返巴黎吧。芳治的态度给我父母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堂岛富雄借出的钱虽然使仙波工艺社摆脱了危机，但其现状仍不能掉以轻心。母亲一直想与舅父重修旧好，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还钱。
当时的仙波工艺社并没有还钱的余力。公司业绩重回正轨是在五年后，当时竞争对手新美术工艺社因散漫经营破产，原先的编辑重返仙波工艺社。那时，因为无法归还欠下的债务，父母的内心备受煎熬。母亲常说，芳治之所以变成那样，都是自己和父亲的错。
然而直到最后，破裂的手足亲情也没有得到修复。”友之的眼神飘向了远方。“我上大学时，外祖父富雄因病去世，芳治继承了家业。但想想也知道，对梦想成为画家的芳治来说，堂岛商店的经营环境实在过于严苛。与此同时，芳治还沉浸在难以消解的挫败感中，他对画坛恋恋不舍，认为如果不是发生了这样的事，自己总有一天会被巴黎的画坛认可。
在富雄的葬礼上，舅父当着所有亲戚的面对父母和我说：‘你们没有资格来这里，还是说，你们是来还钱的？’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此前，从父母那儿听说了事情经过，我还一直对芳治抱有深厚的歉疚之意。但在那时，我却清醒了。
这个男人根本不值得同情。他自己在巴黎游手好闲了十年，有什么资格对母亲说三道四？更何况，那是母亲借来救命的钱。”也许是想起了当年的事，友之的眼中浮现出怒意。“自那之后，本就经营困难的堂岛商店每况愈下，芳治也经受了公司经营之苦。
同一时期我从大学毕业，在东京的大型出版社实习了三年，而后进了自家的仙波工艺社。那时，仙波工艺社业绩增长顺利，回到了过去最好的状态。老头子因为身体不好，就把年纪尚轻的我推上社长之位，自己退居会长。现在距离他去世刚好过去了十年。
他去世前，把自己辛苦学来的经营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父亲去世后不久，一直与我们断绝来往的堂岛芳治突然通过母亲提出一个请求，要我买下他公司的办公大楼，就是现在，我们所处的这栋建筑。”中西的膝盖上摊着笔记本。
听到这里时，本在奋笔疾书的他停下来了，饶有兴致地打量了一番社长办公室。“那时，刚好是仙波工艺社效益最好的时候。员工也增加了不少，从前的办公楼确实显得拥挤。虽然卖家是芳治让我觉得不舒服，但这也算是想瞌睡就有人送枕头。
于是，我卖掉了当时在天满的办公大楼，又从银行贷款，买下了堂岛商店的办公大楼。那感觉真是不错。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的堂岛商店非常缺钱。银行并未如愿借出资金，为金钱所苦的芳治只好忍痛割爱，哭求到我们面前。”友之的唇边浮现出并不像被憎恶扭曲过的笑意。
“芳治如果不是走投无路，应该会找其他买家。”友之与芳治，仙波家与堂岛家——骨肉血亲的相互怨恨，即使隔了一代人，也依旧没有停止。友之的叙述还在继续。“把办公楼卖给我们之后，堂岛商店搬到了松屋町附近的大楼。
站在芳治的立场，可能是想转变思路重新出发。但天不遂人愿，堂岛商店的业绩依旧一天不如一天。接着，他又通过母亲向我借钱。那是五年前的事。”友之的话讲述正逐渐靠近预谋性破产的核心。“他巧妙地利用了母亲对堂岛家的愧疚之心，这多么像舅父卑劣的作风。
直到现在，一想起这事，我还恨得牙痒痒。当然，最开始我想一口回绝，我为什么必须把钱借给那种人呢？这种心情，你们能理解吧。然而——”友之“啪”地打了一下自己的大腿。“母亲却求我一定把钱借给他。母亲一直在意危急时刻堂岛商店借给仙波工艺社的七千万日元。
她认为只要借钱给芳治，与堂岛家的债务就能两清，就能心无挂碍地去那个世界对父亲说‘债都还清了’。母亲的苦苦哀求让我无法狠下心来拒绝。不管怎么说，如果没有那七千万，就没有现在的仙波工艺社。所以，我改变了主意，把舅父讨要的三亿日元借给了他。
或许几十年前的那七千万更值钱吧，不过，我们也没在意这些细节。这笔钱名义上是出借，但我从没指望对方归还。结果跟我猜测的一样，芳治一个铜板都没还就把公司折腾破产了。两年后，芳治也死了。他没有儿女，只有一个妻子。
我曾无意间听说，舅父以妻子的名义留下了一栋大楼，往后就算自己有什么三长两短，妻子也能靠房租生活，这是不擅经营的舅父做的最有远见的事。芳治认为自己总有一天会东山再起，所以从没欠客户一分钱，他亏欠的，到头来只有合作的三家银行和我们。
就这样，我把三亿日元的坏账背上身，替父母还清了那笔数额巨大的外债。我母亲是去年六月去世的，算一算，也快过去一年了。现在，她或许已经向父亲说了债务还清的事，在那个世界和芳治重归于好了吧。至于，芳治是不是有预谋地让公司破产，我实在不清楚。
即使是预谋性破产，这也是因果报应。故事里既没有输家，也没有赢家。怎么样？半泽先生，这就是我们家和堂岛家的全部纠葛，你满意了吗？”这个漫长的故事一结束，办公室立刻被密不透风的沉默笼罩。“那之后，您见过堂岛先生的夫人吗？
”“没有。”友之摇了摇头，“事实上，芳治的葬礼我也没去。我觉得他死有余辜。”“堂岛先生留下的大楼在哪儿，您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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