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着的大大的黑色塔夫绸口袋在她的哀悼裙上悬荡，还有人们所说的那“瞪羚一样的双眼”。所有这些细节，对我来说都像是第一次看到，给人一种全新的、险恶的感觉。茜多款待了这个寡妇，她把她领进花园，给了她些弗朗蒂南干酪和一块自制的蛋糕。
六月的下午，花园上空嗡嗡作响，黄褐色的毛虫从核桃树上掉下来，天上一朵云也没有。我母亲悦耳的声音和埃尔武埃夫人有点儿恳切意味的声音平静地交替着。像往常一样，她们谈论的都是红叶病、剑兰和仆人犯的过失。后来她起身离开，我母亲陪着她。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埃尔武埃夫人说，“我过一两天就来借几本书，我太孤单了。”“你想现在就拿一些吗？”茜多建议道。“不，不，不用着急。况且，我还记下了一些冒险故事的书名。先告别了，谢谢你。”埃尔武埃夫人说着，她没有走那条通向房子的小路，而是在那条绕着草坪的小路上转了两圈。
“天哪，我怎么了？请原谅我。”她温和地笑了笑，最后来到了门厅，门闩在折叠门的右边，尽管她来了二十多次，她还是没有找到。母亲为她打开前门，并且出于礼貌，在台阶顶上站了一会儿。我们目视着埃尔武埃夫人离开，她紧紧地挨着房子往前走，后来急急忙忙地过了马路，撩起裙子，好像在涉水一样。
母亲关上了门，看到我跟在她后面。“她很迷失。”她说。“谁？埃尔武埃夫人吗？你为什么这么说？你说的迷失是什么意思？”茜多耸了耸肩：“我不知道。这只是我的感觉，别告诉别人。”我忠实地保持了沉默，这很容易。
我像幼虫一样，继续着我的一系列蜕变，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文明的爱书人”——在文具店的人流中我忘记了埃尔武埃夫人的事。几天后，当我把儒勒·凡尔纳的作品放在鲜花集和地图集中间时，埃尔武埃夫人出现了，而铃声并没有响。
因为我们几乎整天开着前门，为方便我们的狗多米诺随意进出。“像你这样的大姑娘，能把书架收拾得整整齐齐，真是太好了。”她惊呼道，“今天你打算借什么书给我？”埃尔武埃夫人提高了嗓门，我咬紧了牙关，把眼睛眯得细细的。
“儒勒·凡尔纳，”她用哀伤的声音读道，“他的作品没法读两次。一旦你知道了书里的秘密，它就结束了。”“上面有巴尔扎克的书，在大架子上。”我指着它们说。“他的书很深奥。”埃尔武埃夫人说。巴尔扎克的书很深奥吗？
巴尔扎克是我的摇篮，迷人的森林，我的发现之旅。我惊讶地抬起头来，看着那个比我高出一个头的、黝黑的高个女人。她在玩弄一朵剪下来的玫瑰，眼睛盯着前方。她身上没有一点儿文学气质。她意识到我在盯着她看，于是假装对我的写作工具感兴趣。
“真漂亮。这些收藏太美了！”在一周的时间里，她的嘴就变老了。她一直弯着腰站在我的纪念品前，摸摸这个，摸摸那个。然后她站直了身子，对我说：“你妈妈是不是在这附近？我想见见她。”从这位“迷失的”女士身边走开，我简直不能再高兴了。
我跑进花园，喊道:“妈妈！”就好像我在喊“着火了”似的。“她取走了几本书，”当我们单独在一起时，茜多告诉我，“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她甚至看都没看书的标题。”在我的脑海中残存的关于“埃尔武埃遗嘱事件”的记忆与一种模糊的骚动联系在一起，还透露着些许浪漫。
通过茜多，我清晰地回忆起了这件事，这要归功于我至今还觉得她的声音有一种特别的“存在感”。她的故事、她和我父亲的谈话、她那种专断的争吵和反驳的方式，在我的脑海中构建了一出肮脏的外省戏剧。一天，就在埃尔武埃夫人最后一次拜访我们之后不久，整个镇里的人都在惊呼“遗嘱找到了”。
然后把那封有五个封印的大信封描述一番，那个封印是寡妇刚刚送到沙布林律师书房里的。佩尔普菲斯夫妇和吉亚门特夫妇显得焦躁而又得意，他们立即出现在律师事务所里，那寡妇埃尔武埃也在。在那里，埃尔武埃夫人独自面对这群冷酷无情的家伙，面对着那些茜多所说的“张嘴侵吞遗产的鲨鱼”。
“好像，”母亲讲这个故事时说，“她身上有股白兰地的味道。”这时，我母亲的声音被驼背茱莉亚·文森特的声音取代了，她每天出去熨衣服，每周来我们家一次。不知道连续过了多少个星期五，我一直追问茱莉亚，直到我把她所知道的一切都榨干才罢休。
她那凹陷的、畸形的胸部里挤出来的带着鼻音的清晰音调让我感到满意。“最让人害怕的是那个律师。首先，他个子不高，没有那个女人的一半高。而她穿着一身黑衣服，她前面戴着的面纱一直垂到脚边。律师拿起了信封，有这么大(茱莉亚打开了我父亲的一块巨大的手帕)，他把信封原样递给了那些侄子，让他们辨认这些封印。
”“但你并不在那儿，朱莉娅，不是吗？”“不，是沙布林先生的一个小职员从钥匙孔里偷看的。有个侄子说了一两句话。然后，埃尔武埃夫人就像一个公爵夫人那样盯着他看。律师咳嗽了一声，咳，咳，他打开了封印，把遗嘱念了出来。
”在我的记忆中，有时是茜多在说话，有时是一些诽谤者急切地八卦埃尔武埃夫人的私事，有时似乎有些插画家，比如贝尔托或托尼·约翰诺德，曾生动地给我描述过这个高高瘦瘦的女人。她深邃的眼睛一直看着那群法定继承人，她咽下酒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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