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比她年轻得多，后来离开她走了，目前在莫斯科当电影导演。“任重而道远。”克罗格以教育者的姿态，竖起食指，“虽然不总是一帆风顺，在某些方面会遇到挫折。在莫斯科，我们也不可能实现我们的所有美梦。在独裁制度下，知识分子的一切美梦、要求及希望等都能实现吗？
”乌尔里希斯此时语气非常严肃，这使他那双细长的眼睛透射出锐利的目光，咄咄逼人。他说：“不仅那些您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人，有自己的希望和要求。无产阶级也有自身的要求，而且更为迫切。根据目前的世界形势，无产阶级的要求只有通过实施专政才能实现。
”此时施密茨经理的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为了轻松地转换话题，乌尔里希斯笑着说：“告诉你们，艺术剧院大名鼎鼎的演员，在昨天的集会上差一点儿代表剧院登台发言。遗憾的是，亨德里克的要求在最后时刻被拒绝了。”克罗格轻蔑地说：“只要事情有碍亨德里克的前程，他总是会在最后被人劝阻的。
”赫尔茨费尔德夫人用恳求的目光望着他，表情有些痛苦，似乎在暗示他不要再说下去了。直到乌尔里希斯说“亨德里克是我们自己人”时，她才松了一口气，露出微笑的表情。“亨德里克是我们自己人，”乌尔里希斯重复说，“他会用行动证明这一点。
他的行动就是创办‘革命剧院’，这个月剧院就要开张。”“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开张啊！”克罗格微笑着挖苦说，“至今还只是在信纸上印着‘革命剧院’的名称。我们假定它开张了，您相信亨德里克真有勇气演出革命戏剧吗？
”乌尔里希斯非常肯定地回答：“我真的相信。另外剧本都已选好了，您就称其为‘革命剧’吧！”克罗格红润的脸上带着厌倦和轻蔑的表情，他怀疑地说：“那咱们等着瞧吧！”赫尔茨费尔德夫人见此情景，认为该换换话题了。
“刚才米克拉斯怎么会发出那样的奇谈怪论呢？”她问，“看来这小伙子真的反对犹太人，并且和纳粹党人同流合污了。”她说到“纳粹党人”这四个字时，好像踩到一只死耗子那样，顿觉厌恶，以致她的脸都扭曲了。施密茨轻蔑地笑着。
克罗格则说：“我们还需要这样的人啊！”乌尔里希斯向旁边看了一眼，断定米克拉斯听不到他们的谈话时，才压低声音说：“米克拉斯基本上是个好人，这我知道，我常和他交谈。我们需要多帮助、多关心这样的年轻人。我们还有机会把他争取过来，让他走上正道。
我不认为他已无可救药了。他的敌意和满腹牢骚是被坏人利用的结果，您懂得我的意思吗？”赫尔茨费尔德夫人点点头，乌尔里希斯认真地低声说：“这种年轻人，头脑简单，分不清是非。当前，像米克拉斯这样的人在全国比比皆是，他们主要是不满。
不满是好事，因为是对现状的不满。但不幸的是，这样的青年易受坏人引诱。一旦上当受骗，坏人就会利用他们的不满，挑动他们去相信，世界上的一切祸根在于犹太人和凡尔赛条约。他们轻信这些垃圾谎言，忘掉了国内和全世界真正的祸根。
这就是别有用心的人转移视线的卑劣手段。对那些单纯而又不善于正确思考的年轻人，使用这种手段往往就会奏效。所以浮现在面前的是一幅悲惨的画面：一群不幸的年轻人，乖乖地坐在那里被洗脑，最终成了纳粹党人。”四个人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向米克拉斯投去。
米克拉斯坐在餐厅最远处角落的一张桌子旁，旁边坐着提词员、胖老太太埃福伊夫人、身材矮小的道具管理员维利·柏克和舞台看守克努尔。有人传说，克努尔先生西服领的背面别着一枚“卐”字徽章，而且他的寝室里挂满了纳粹头子的像，但是他在门房里却不敢挂。
克努尔先生同舞台管理员中的共产党人发生过激烈的辩论和争吵。共产党人不到汉艺餐厅来，他们总是坐在剧院对面的酒吧里，乌尔里希斯有时在那里同他们碰头。亨德里克从来不敢靠近工人们的桌子，怕他们讥笑他的单片眼镜。
同时，他又常常诉苦说，自己十分讨厌纳粹分子克努尔先生待在汉艺餐厅里。他谈到克努尔先生时，总爱说：“这个卑鄙的小资产阶级，盼着他的头子和救星，就像一个大姑娘盼着男人来使自己怀孕一样。每当我经过舞台看守室，一想到他衣领下的那枚‘卐’字徽章，浑身就感到一阵冷一阵热。
”“当然，他的童年是悲惨的，”乌尔里希斯谈论米克拉斯时说道，“有一次他告诉我，他是在巴伐利亚州一个偏远地区的一座阴森恐怖的房子里长大的。父亲在战争中阵亡了。米克拉斯要求到剧院工作，他母亲非常焦虑，甚至有些愤怒。
她死命反对，大吵大闹，这些都可以想象。他有抱负，勤奋努力，才华出众。他见多识广，比我们多数人都知识渊博。原先他想当一名音乐家，学会了对位法和弹钢琴。他还会演杂技、跳踢踏舞、拉手风琴，几乎什么都会。他常常整天地工作，也许因而使身体受到影响。
那咳嗽声，听着都叫人揪心。很自然，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冷落，只好退下来，担任个配角。他把他的失败归罪于我们。他觉得，我们会由于他的政治信念而联合起来反对他。”乌尔里希斯也用焦虑的目光望着对面的米克拉斯。“月薪仅仅九十五马克。
”他突然大声说，用责备的目光盯着经理施密茨，施密茨立即坐立不安。乌尔里希斯继续说：“在这种情况下，米克拉斯很难成为心智健全的人。”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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