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是来参加社交活动或到大学讲课的，而是就文化政策、政治和德国现状做一次长长的报告，演讲的题目是《暴行近在咫尺》，枢密院顾问在报告中再次，也是最后一次，提醒资产阶级知识界，警惕即将来临的风暴，这场风暴无耻地打着“觉醒”和“民族革命”的招牌，实质上意味着黑暗和倒退。
这位长者讲了一个半小时，听众大声喧哗，有的鼓掌，有的喝倒彩。这位资产阶级学者，曾访问过苏联，因而招致右翼的仇恨和民主党的怀疑。他利用在首都的最后一次机会，同许多有影响力的朋友，如政治家、作家和教授交谈。
结果表明，彼此意见分歧很大。朋友们讽刺地问道：“枢密院顾问先生，您思想上的宽容到哪里去了？您的民主原则到哪里去了？您变得使我们几乎认不出您了。您的讲话让人觉得您更像平庸的激进政治家，不像有文化素养的人。
一切有文化素养的人会认为：对纳粹党人只能采取教育的方法。要以民主为手段，千方百计去驯化这些人。不是去反对他们，而是去争取他们。我们要劝这些年轻人，支持魏玛共和国。而且，亲爱的枢密院顾问，敌人在左翼。”枢密院顾问布鲁克纳不得不听取某些意见。
有人认为，纳粹内部“毕竟仍然存在健康的立志建设的力量”；有的说，“我们老一辈人对年轻人的民主激情，不要不理解就横加反对”；有的则认为，它关系到“德意志民族的政治本能”，它“健全的理智”防止了最糟糕的事情发生，“德国毕竟不是意大利”，等等。
布鲁克纳感到沮丧和失望，他启程离开了柏林市，发誓永远不再回来。枢密院顾问布鲁克纳尽力逃避的那个社会，却是亨德里克深信可以大展宏图的沃土。凡是有钱的或名字经常出现在媒体上的人，一定会受到柏林沙龙的欢迎。
在蒂尔加藤和格鲁内瓦尔德黑市商人的豪宅里，投机商、赛车运动员、拳击手和名演员荟萃一堂。一位大银行家为能邀请亨德里克·赫夫根光临而感到十分荣幸。当然，最好也能把多拉·马丁请到家里来做客，哪怕她待上十分钟也好，但是她谢绝了。
在午夜前，亨德里克决不露面。他演完夜场戏，还要赶到音乐厅演唱歌曲，唱一次七分钟，报酬三百马克。他到场后，向穿着时髦的观众表示敬意。观众们却对他哼起了那首著名歌曲中的副歌：这么难以置信，如此疯狂至极，难道我已全然堕落？
上帝啊，这到底是为何？亨德里克含笑致意，穿过人群，后面跟着两个忠实的侍从——卡茨先生和伯恩哈德小姐。在观众中有故作风雅的犹太财阀，有思想激进而不学无术的文人和运动员。这些运动员从来不读书，因而受到文人们的推崇。
“他看上去不是像勋爵吗？”跟在他身后的一个首饰丰盈的太太窃窃私语，“他的嘴多么性感！他的眼睛多么冷峻！他的晚礼服是用上等呢料做的，价值一千二百马克。”在沙龙的一个角落里有个声音在说：“亨德里克是多拉·马丁的情夫。
”“不，他同伯恩哈德小姐睡过！”深知内情的人说。“那他的妻子呢？”一个涉足柏林社交界不久，稚气天真的年轻人问道。回答他的是轻蔑的笑声。年迈的枢密院顾问，在政治上遭到反对和无端攻击以后，他的家庭不再受人尊敬。
大家一致认为：对于搞不清的问题，学者不应该囫囵吞枣。此外，人们认为逆潮流而行是愚蠢的。一个现代人，对纳粹争取祖国前途的运动，应该有所理解，这个运动包含许多积极的因素，至于前进道路上的小小缺点，例如反犹太主义，迟早会改正过来的。
文人们认为：“自由主义已经过时，不会再有前途，这点我们不必再讨论了。”拳击手和银行家对此不持异议。“赫夫根先生，您能在百忙中抽出一小时来看看我们，这多么令人激动啊！”女主人对她迷人的来客献殷勤，同时把一小碟鱼子酱递给他，“我知道，您是个大忙人啊！
请允许我给您介绍两位最最热烈崇拜您的人。这是米勒·安德烈埃先生，他在社会新闻栏目经常发表令人着迷的文章，这点您准知道。那位是我的朋友，法国著名作家皮埃尔·拉律。”米勒·安德烈埃先生是位灰发的潇洒男子，红润的脸上向外鼓着一对碧蓝的眼睛。
他那妩媚的太太出身于贵族家庭，众所周知，他是靠太太的上层关系生活的。利用这种关系，他收集柏林社交界的种种传闻，发表在他在杂志上创办的小栏目上。在这声名狼藉的刊物上，米勒·安德烈埃先生每周在“您晓得吗？
”专栏里，发表闲聊文章。杂志之所以受欢迎，应要归功于这些妙趣横生的文章。例如有的文章写道：资本家甲的太太同抒情男高音乙去比亚里茨旅行；伯爵夫人丙，每天下午要到阿德隆饭店喝茶跳舞，她爱跳舞，不是因为那里的乐队水平高，而是同一个男妓去幽会，等等。
米勒·安德烈埃先生善于用这类桃色新闻吸引和诱惑读者。他的奢侈生活，不是靠发表这类文章来维持，而是靠不发表这类“闲聊”文章捞到的大笔的钱来维持的。例如，有的太太们给米勒·安德烈埃汇寄巨款，请求他不要在专栏里提她们的名字。
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不否认，米勒·安德烈埃先生是个卑鄙的讹诈者。可是，没有人对此大惊小怪。亨德里克的另一个热烈崇拜者是皮埃尔·拉律。他长得又矮又小，他对亨德里克伸出一只小白手，用任性的女高音说道：“幸会，幸会，亲爱的赫夫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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