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他们现在在哪里他都不知道。也许他们正坐在布拉格、苏黎世或巴黎的咖啡馆里，也许他们正在集中营里受折磨，也许他们隐藏在柏林的某一阁楼间或地下室里。亨德里克认为不值得去了解这些烦人的琐碎事。“我帮不了他们的忙。
”他这样在内心宽慰自己，“我自己还危在旦夕。谁知道穆克明天是否会叫人逮捕我呢？只有先保住自己，以后才能帮助别人。”亨德里克无意中不情愿地听到了有关乌尔里希斯命运的一些传言。这个共产党演员兼煽动家，在国会纵火案发生后立即遭到逮捕，经受了非常恐怖的诉讼“程序”，这些 “程序”名为“审讯”，实为严刑拷打与折磨。
“这是一个曾经关在乌尔里希斯牢房隔壁的人告诉我的。”戏剧评论家伊里希压低声音战战兢兢地说。伊里希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前曾是激进左翼分子，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利用文学搞阶级斗争的先锋战士。现在他准备同新政权讲和。
那些曾被指责为资产阶级自由思想或纳粹思想严重的作家，过去在伊里希博士面前被吓得簌簌发抖。而他这位觉悟最高、立场最坚定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传教士，就曾给他们扣上大帽子，称他们为艺术界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帮凶，批判他们，甚至扬言要清除他们。
文艺界的这位红色教皇对人从不做认真的分析，以区别对待。他的准则是：不赞成我，就是反对我；不按我最终的圣旨创作的人，便是嗜血成性的资本家走狗、无产阶级的敌人、法西斯分子。不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就应该向我这位报纸专栏作家请教。
他的尖锐的评论文章，虽然刊登在那家有影响力的资本主义金融报纸上，但却受到左派先锋分子的顶礼膜拜。当时许多交易所的报纸愿意登些马克思主义小品文，活跃一下版面。反正说点俏皮话，对谁也不会有妨碍。报纸商业版的内容一贯严肃，决不含糊，但在正经的生意人不屑一顾的栏目里，有一位红色的教皇大发雷霆，这是可以允许的。
伊里希博士发了数年雷霆，在共产主义艺术评论方面，成了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权威。纳粹党上台之后，报社的犹太总编辑辞去了职务，但伊里希博士还可以留在报社工作，因为他有确凿证据，证明他的父系和母系的上辈都是“雅利安”人，而且他没有参加过任何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党派。
他没有犹豫多久，就保证从今以后，严格按民族精神来为自己的专栏撰稿。这种严格的民族精神已充分体现在各个政治栏目里，甚至海外新闻报道栏目也有点儿“民族”味道。“我始终反对资产阶级和民主主义。”伊里希博士狡猾地说。
实际上，他现在可以继续反对“反动的自由主义”，只不过他反对自由主义的特征已经发生了变化。“乌尔里希斯的遭遇实在骇人听闻。”可敬的伊里希博士满脸愁容地说。他在许多文章里把“海燕”剧团当作首都唯一有前途、值得重视的戏剧团体。
乌尔里希斯曾是这位大名鼎鼎的戏剧评论家最亲密的战友之一。“骇人听闻！骇人听闻！”伊里希博士低声抱怨着，焦虑地摘下他的角质框架眼镜，不停地擦拭着镜片。亨德里克也认为事情太骇人听闻了。不然，这两位就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了。
两个人碰在一起，彼此都感到很别扭。他们选了一个偏僻而顾客稀少的咖啡馆作为碰头地点。他俩的历史都不光彩。他俩也许一直被人疑为持有敌意思想的人。如果他俩在一块儿，就会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俩在搞阴谋。他俩默不作声，目光若有所思地停留在空中，一个戴着角质框架眼镜，另一个夹着单片眼镜。
“不用说，目前要帮助这可怜的伙伴我确实无能为力。”亨德里克终于开腔了。伊里希博士本来也想说这句话，因而赶紧点点头以示赞同。而后，两个人又开始一言不发。亨德里克摆弄着手中的烟斗，伊里希博士咳嗽了一下，清了清嗓子。
也许他们各自都感到惭愧，但心照不宣。亨德里克和伊里希博士都在心里想对对方说：“是啊，是啊，我的朋友，你和我一样，都是大坏蛋。”由于沉默实在令人难以忍受，于是亨德里克就站了起来。“我们要善于忍耐，”他轻声说，并对这位革命评论家摆出一副老太婆训人的架势，“人生坎坷，要善于忍耐。
亲爱的朋友，好自珍重！”亨德里克完全可以称心如意了。林登塔尔送来的笑脸，越来越甜，越来越动人。他们同台演出《心》这部爱情喜剧，剧情几乎全由情人私通的场面所组成。林登塔尔扮演剧中大富商的太太，亨德里克扮演富商家中的漂亮朋友。
于是两人在舞台上假戏真做，她向他送去迷人的秋波，低声细语地用酥软的胸脯贴向对方的身体。亨德里克的自控能力非常强，他凭借着泰然、忧郁的面部表情表达出淡定的心理，成功地把内心疯狂的情欲牢牢地掌控住。他完美地把握住他与林登塔尔小姐之间的亲密关系，对她一般称呼“尊敬的夫人”，偶尔也称“林登塔尔女士”，只有在工作中，在同台排练激情戏时，才使用剧团同事间常常使用的称呼“你”以表达亲密的关系。
但他的眼神始终在暗示：“哎，但愿我能如愿以偿！甜蜜的天使，让我使劲地拥抱你！亲爱的，我将紧紧地贴着你。但我出于对一个德国英雄的忠心而只能克制自己，因为你是属于他的。”演员亨德里克充满深情的眼睛说明他内心既欲火如炽又不得不拿出大丈夫气概来克制自己。
他实际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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