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惨白的光在闪亮。“看来是自杀的。”总理板着脸说道。亨德里克感到一阵眩晕。他尽量使自己镇定，然而他脸部却显露出恐惧的表情，他用手按着自己的前额。这是完全真实、毫不虚假的表情。总理这位大人物对他机灵的宠儿居然如此失态表示失望。
他站起来，挺胸凸肚，样子有点儿吓人。身旁那条可怕的猛犬也跟着站了起来，狺狺作声。“我曾警告过您，”总理威胁说，“我再重复一次，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习惯说第二遍话的。您少管闲事！”这些话说的斩钉截铁。亨德里克胆战心惊，似乎感到深渊就在脚边，只要胖子（总理）一挥手，随时都能把自己推入深渊。
总理缩着脖子，脖子膨出三道皱纹。他的小眼睛闪闪发光，他的眼睛布满鲜红的血丝。这位怒气冲冲的暴君，全身的血液似乎都涌到了头上。“这是件肮脏的勾当！”他继续说，“乌尔里希斯卷了进去，他是畏罪自杀的。您身为国家剧院院长，根本不需要为一个臭名昭著的卖国贼操心。
”总理说“卖国贼”时，声音响得像在吼叫。亨德里克感到一阵头晕，真的感到深渊就在脚边。为了使自己不至于跌下去，他立即一把抓住身边那把文艺复兴时期的沉重的椅子的扶手。他请求总理准许他回家，总理冷冰冰地点点头，表示同意。
剧院里的人们不敢议论同事乌尔里希斯的“自杀”，然而通过小道消息，大家都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他不是被枪决的，而是被活活打死的。敌人对他施行严刑拷打，逼他招供同志和朋友们。他英勇不屈，盖世太保既生气又失望，因为在他的住宅里没有找到任何材料。
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连笔记和地址条也没有留下。看来盖世太保要从他嘴里捞到点儿什么，已没有多大希望，结果他越是顽强，越是折磨得厉害。“亨德里克，这很影响你的情绪吗？”尼科勒塔问她的丈夫，她的表情看上去有些好奇，“这使你很难过吗？
”亨德里克不敢正视她的目光。“我和乌尔里希斯相识已久……”他低声说，像在请求宽恕。“他明明知道自己在冒险，”尼科勒塔说，“既要赌钱，就得准备输光。”亨德里克感到此时谈话很不投机，喃喃地说了一句：“可怜的乌尔里希斯！
”尼科勒塔尖刻地问：“为什么‘可怜’？”她接着补充说，“他认为他的事业是正义的，他为自己的事业而牺牲，他是值得羡慕的。”稍停片刻，她又梦幻似的说，“我要给马德尔写信，告诉他乌尔里希斯死了。马德尔敬佩那些为自己的理想而牺牲生命的人，他喜欢坚定不移的人，他自己就是个为执着追求而勇于牺牲的人。
”亨德里克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乌尔里希斯不是什么特殊的人物，”他说，“他是个普普通通的人，是伟大事业中一个普普通通的战士……”话说到这里他不再说下去了，灰白的脸上掠过一丝红晕。他为自己居然说出这样的话而感到羞愧。
乌尔里希斯之死使亨德里克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清楚地意识到这句话的严肃性。他一刹那理解了这句话的分量和庄严，感到此话竟然出自自己之口，实在是亵渎了它的严肃性，也是一种嘲弄。政府下令，任何人都不准参加乌尔里希斯的葬礼，因为他是“害怕人民法庭的正义审判而畏罪自杀的”。
政府把被他们摧残得不像样子的乌尔里希斯的尸体草草埋掉，就像埋掉了一条死狗一样。死者的母亲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寄一些钱来，要求为乌尔里希斯买口棺材和树一块小小的墓碑。她写信要求按基督教仪式安葬她的儿子。
她寄来了书信，纸上泪痕斑斑，字迹几乎无法看清。但教堂奉命拒绝派神父为死者做祈祷。实际上这个可怜的老妇人一无所有，她无法支付买棺材和立墓碑的费用。死者的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朋友，从柏林给她寄来全部安葬费，还详细交代她把钱寄到何处去。
“请您原谅我不能透露我的真实姓名，”匿名者写道，“您一定会理解我不得不谨慎行事的原因并赞同我这样做的。”老妇人丝毫不理解这个行动。她感动得哭了，并且感到奇怪。她摇摇头，做完祈祷后，把刚从柏林寄来的钱又寄了回去。
谁也没有想到，革命先烈的墓碑和棺材的费用是从纳粹国家剧院院长先生的高额薪俸中支付的。这是亨德里克·赫夫根为他的朋友乌尔里希斯花的最后的一笔钱，也是对死者最后的一次污辱。亨德里克给乌尔里希斯的母亲寄出钱以后，感到一身轻松。
他的良心得到了一点儿安慰，在“为将来留一条后路”方面，他又积累了一点儿资本。几天的紧张情绪缓解了，他的精神负担减轻了，他可以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哈姆雷特》的排练上。演哈姆雷特的角色给他带来了意外的困难。
当时在汉堡，他演丹麦王子多么轻率！善良的克罗格还为此大发脾气，甚至在着装彩排时还想取消演出。“因为在我的剧院里是决不允许这类胡闹的！”戏剧界元老当时咆哮的话语还萦绕在亨德里克的耳边，此时他想起这些不禁哑然失笑。
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当着他的面谈论“胡闹”，或径直说他在“胡闹”。可是，当他独自一人时，他自言自语地叹息：“我干不了！”他对演梅菲斯托很有把握，无论是台词还是表情，他都得心应手。然而丹麦王子的内心世界是难以接近的，因此王子拒绝这个演员来表现自己。
亨德里克很难入戏，但他决心要为接近王子而斗争。他喊道：“我绝不会让你从我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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