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面目模糊地生活着？留得青山在，已经没柴烧。“别姬”唱到末段，便是“暑去寒来春复秋，夕阳西下水东流。将军战马今何在，野草闲花满地愁”。“喂，是不是买？要什么牌子？”那电器铺子的职员见小楼专注地看电视，马上过来用这种招式赶客，以免他们占住门口一席位。
“对不起，看看吧。”寄人篱下，小楼只好识趣地走了。幸好全港九的人都在追看这热闹缤纷的伟大节目，所以小楼走前一点，又在一间凉茶铺前驻足，与一大群好事之徒仔细追认。是她了，就是她！“四人帮”这审讯特辑，许是一九八一年全港收视率最高之电视节目了。
江青，举世瞩目，昂首上庭，她说：“革命是一个阶级试图推翻另一个阶级而采用的暴力。”她说：“我，与毛主席共患难，战争时，在前线，惟一留在他身边的女同志，三十八年整，你们都躲到哪里去啦？”她说：“我只有一个头，拿去吧！
”她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她说：“记不起！”她说：“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这戏明显地经过彩排剪辑。江青受审的时候是六十六岁。一般六十六岁的老人，若不是因为她，和她背后的伟人，应该含饴弄孙静享晚年，不过，如今…
…但香港人，隔了一个海，并无切肤之痛，只见老妇人火爆，都鼓起掌来。“哗！这婆娘好凶！”“喂，给你作老婆你敢不敢要？”“谢谢！你慢用！”小楼落寞地，退出场子。尘满面鬓如霜，他也是六十多的老人了。一辆“回厂”的电车，驶过小楼身畔。
小楼倾尽所有，竭尽所能逃来香港。最初他便是在电车公司上班。劳改令他的身子粗壮，可以挨更抵夜。在这美丽的香港，华灯初上，电车悠悠地自上环驶向跑马地。叮铃的响声，寂寞的夜，车轨一望无际，人和车都不敢逾越。
“回厂”的电车到了总站，换往另一路轨行驶时，需用长竹竿把电缆从这头驳过那头。扎着马步，持着长竿的，是垂垂老矣的末路霸王。是的，当年曾踏开四平大马的霸王。可是他勉强支撑，有点抖，来回了数番，终于才亮了灯，车才叮叮地开走。
由一条路轨，转至别一条路轨。直至更老了。他又失去了工作。如今他赖以过活的，是他以前驾驶电车的同事，儿子申请到廉租屋，自己的一层物业隐瞒不报，在未处置之前，找小楼看屋，给他一点钱。小楼申请公共援助，又把这情况隐瞒不报，于是他每月得到六百多元。
如果一旦被揭发有外快，社会福利署便会取消他的援助金了。他有点看不起自己。但营营役役的小市民，便是靠一些卑微鄙俗的伎俩，好骗政府少许补助。像穴居的虫儿，偶尔把头伸出来，马上缩回去；不缩回去，连穴也没有。
而香港，正是一个穷和窄的地方，穷和窄，都是自“穴”字开始。小楼踱回他的巢穴。那是在天乐里附近。他喜欢“天乐里”。他记得，刚解放那年，他与蝶衣粉墨登场，在天桥，天乐戏院。大张的戏报，大红底，洒着碎金点，书了斗大的“霸王别姬”。
天桥、变戏法、说书场、大力丸、拉洋片、馄饨、豆汁、小枣粽子、吹糖人、茶馆……但小楼，自一九六六年起，嗓子打坏了，从此没再唱过半句戏。见到天乐两个字，只傻呼呼地笑了。多亲切。楼下还有警察抽查身份证。刚查看完一个飞型青年，便把他唤住：“阿伯，身份证。
”小楼赶忙掏出来，恭敬珍重地递上。他指点着：“阿sir，我是绿印的！”八二年开始，香港政府为遏止偷渡热潮，实施“即捕即解”法令。小楼的“绿印”，令他与别不同，胸有成竹。他来得够早，那时，只要一逃进市中心，就重生了。
他比其他人，幸福安全得多。“上海佬！”一个小胖子敲铁闸，小楼过去开闸，让他进来。小胖子才读四年级，他喜欢过来隔壁这个老伯的空屋中玩龟。今天不见了那龟。小胖子问：“上海佬，龟呢？”“我不是上海佬，”小楼用半咸淡的广东话强调，“我讲过很多遍，我是北京来的！
”他很奇怪：“那有什么不同？”小楼无法解释，他有他的骄傲：“我是北京人！不是上海人！”“龟呢？”他环视小楼的空屋。一张枯藤椅，一张木板床，床脚断了一截，却没有倒塌，啊！原来小楼捉了那只龟，垫着床脚，它硬朗而又沉默地顶着，活着，支撑着整张床。
龟旁有一小碟饭和水。“有没有搅错？”小胖子大叫，“它会死的！”他懒得同小孩谈论生死。本身没有文化，但文化大革命他惯见生死。在他自北方下放至南边时，五百多人被折磨掉二百多，一天之间，传染病死去三十人。不停的斗争，目睹有人双腿被锯断，满口牙齿被打落，生不如死，死不如死得早。
往上推吧，小楼想，北洋、民国、日治、国共内战、解放、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风、反右、三年自然灾害……到了“文革”，中国死了多少人？中国人是世上最蠢、最苦，又最缘悭福薄的民族。蠢！总是不知就里地，自己的骷髅便成了王者宝座的垫脚石——但不要紧，小孩一个个被生下来，时间无边无涯，生命川流不息。
死了一亿算什么？荒废了十年算什么？小楼面对小孩鲜嫩的岁月，他很得意，他快死了，但毕竟还没死。“很闷呀，没好玩的，我走了。”连小孩也跑掉。还是香港的小孩幸福。小楼望着这个无礼但又活泼的小胖子。他懂什么政治？
如果他在北京……听说打倒“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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