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觉醒来，大吼一声：“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想起过去创作这首打油诗的诸葛亮，在那个叫南阳卧龙岗的地方，种田、读书、钱多的时候去青楼、钱少的时候思考，觉得自己生不逢时。那时候，不用念那么多年的书，尤其不用念数学，只要有派儿，脸皮厚，能臭牛逼，熟读前四史和《战国策》，会说些诸如“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不断发展，机会和挑战并存”之类着三不着两的屁话，坚持几年，就成为了谋士。再加上一、两个胳膊粗、嗓门大、逞凶斗狠、敢剁自己手指头、号称不怕死的。再加上一伙对社会充满不满的群众。这种土壤，最后出来一个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的自大狂，说自己是龙是太阳是上天的儿子，振臂一呼，就是一场革命。
万一成事了，得势了，一吉普一吉普的大车、二车、女特务、翠儿就不用提了。就算是朱裳这样的，全国这么多人，总能找着十个八个，平时养着用，战时，撒出一个就能干掉一个董卓和一个吕布，加三千分经验值。就算找不着，就抓来一批顶尖的科学家，从小爱读《十万个为什么》的那帮人，农贸市场买点猪肉，化工商店买点试管，做几个朱裳，做不出来就砍头，张国栋主持研究工作，刘京伟主持砍头等思想工作。
没做出来之前，还能抓几个画家，我来描述，他们来画，总能画出几幅形神俱似的。我已经想出了招募口号：“是孔明就要论天下，是关公就要舞大刀”。刘京伟和张国栋听到，一定会加盟，老流氓孔建国听到，一定会加盟，这就是文字的力量。
早上第一节课就是数学，该讲解析几何了，数学老师要是不瞪起三角眼，把自己当辅助线添到黑板上才是怪事。我感觉无聊异常。屋外，汽车轰鸣而过的间歇里，黄鸟的啼叫婉转悠扬。阳光的手伸进窗户，细致而耐心地抚摸我露在被子外边的脸。
没有风，国槐、侧柏和提笼架鸟的退休大爷们一起，带着傻呵呵的表情一动不动地接受太阳的抚摸。冬天里这么好的太阳不能拒绝，仿佛朱裳有一天忽然张开双臂，小声说，“抱我”，我一定会像标准色狼一样恶狠狠地扑上去的，这个场景我练习过好几百遍了。
我决定逃学。像平常上课去一样，我收拾好大书包，到二层父母的房间胡乱塞了几口早点：豆浆，馒头加芝麻酱、白糖。“我上学去了。”“再吃几口。”老妈说。“数学课要迟到了。” 剩下的豆浆和馒头加芝麻酱、白糖，老妈一定逼着老爸都吃光了。
老妈这种习惯养成于缺衣少食的六七十年代，当时吃的缺少养分，只能靠量补，所以要多吃再多吃。后来到了二十一世纪，老妈无视饮食结构的变化，继续填塞周围的家人，我老爸是她唯一长期抓得着的人，可怜的瘦老头很快得了高血脂和糖尿病，一泡尿能招来好些蚂蚁，过去住胡同的时候，我爸一上厕所，全胡同的蚂蚁都跟着去，黑压压一片在我爸身后，可壮观了。
我背着书包漫无目的地沿着中纺街往西走，将脚尖碰到的所有石子和冰棍纸踢开老远。饴糖厂的臭味还是浓重。那是一种难以言传、难以忍受的甜臭，刚开始闻的时候，还感觉是甜的，很快就是令人想吐的腻臭，仿佛乾隆到处题的字。
与之相比，我更喜欢管理不善的厕所的味道，剽悍凌厉而真实厚道，仿佛万物生长着的田野。我对蜷在我被窝里的姑娘说，我刚才放了一个臭屁，拨开各种香精的虚伪，我好像到了庄稼生长的大地，感觉真实。姑娘说，以后这个量级的屁，麻烦你上厕所，你的屁是不是你防止失身的武器？
我从小喜欢各种半透明的东西：藕粉，浆糊，冰棍，果冻，玉器，文字，皮肤白的姑娘的手和脸蛋，还有高粱饴。但是自从知道饴糖厂能冒出这种臭味之后，我再也不吃高粱饴了。饴糖厂旁边是中国杂技团，不起眼的一栋楼，从来没有看见有演员在楼外的操场上排练，可能演员们也怕饴糖厂的臭味吧。
我们上课的时候，总觉得杂技排练应该是充满风险的事情，时不常就该有一两个演员从杂技团的楼里摔出来，打破窗户，一声惨叫，一滩鲜血，一片哭声，然后我们就跑下教学楼去凑热闹，然后救护车呼啸而至。但是，高中三年，这种事情一次都没发生。
杂技团北边是假肢厂，做胳膊、腿之类的，塑料的、硅胶的都有。刘京伟硬逼着我和张国栋晚上翻墙进入假肢厂的仓库，偷了好几条胳膊和大腿，“积谷防饥，”刘京伟说，“常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今天是你，明天是我，像老流氓孔建国那样苟且善终的能有几个。
这些胳膊大腿虽然不太吉利，谁知道哪天你我就用得上。”刘京伟说这话的时候，意色萧然，还用了不少成语——正统的科班教育还是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我和张国栋互相看看，都忙说：“你留着用吧。你全都留着用吧。”回到我的房间一看，发现错拿了两条女人的大腿。
以为是大号的男人胳膊，黑灯瞎火的，就拿回来了。刘京伟很大方，说：“秋水，你瘦，你留着用。”我说：“张国栋也瘦，留给他用。要不你以后需要换胳膊的时候，就换上这两个女人大腿。再打架，如果是比你瘦的色狼，以为你一个左勾拳，其实你是一个撩阴腿。
百万人里，也就有一两个人能打得过你，西山的大法师也打不过，万一要是遇上你打不过的，你也不急，你四足着地，你就是人头马，人头马一开，好运自然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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