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于尔班·格兰第如此这般忽而胜利，忽而失败，忽而又获得岌岌可危的胜利，因而陷于命运车轮的裹挟之中时，他同时代还有另一个更年轻的人也在进行着另一场争夺，为的是求取一项高级得多的奖品。作为波尔多耶稣会学院的男童，让-约瑟夫·绪兰(1)一定在神学生或新修士中见过一位特别英俊的年轻神父，他也一定从老师们的口中听过许多赞美格兰第先生热情和才华的话语。
格兰第离开波尔多学院是在1617年，而绪兰此后再没见过他。1634年的晚秋，当绪兰来到卢丹时，教区长已经过世，其骨灰也早已扬风四散。格兰第和绪兰几乎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在同一所学校受到教育，由同样的老师培养，接受同样的人文宗教的训练，同为神父，只是一人是世俗神父，另一人却是耶稣会修士——虽然注定要成为神圣宇宙的居民。
格兰第是一个普通世俗的男人，当然他身上的世俗性较常人要更多一些。他的宇宙，就其一生的历程来看显然是指的世俗世界，这个世俗世界常常以“此世”之名，出现在《四福音书》和书信集(2)中。“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
”(3)“不为世人祈求。”(4)“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惟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常存。
”(5)“此世”看起来是人经验的产物，并由人的自我所塑造。“此世”的生活并不丰富多彩，它遵循着那些“封闭自我”的命令。因那扭曲的人欲与憎厌，“此世”已不单指那纯自然的世界，它被从永恒的世界割离，从此成为有限的世界；它为那独一无二的圣土所孤立，其中万物皆虚。
“此世”的时间流逝不止，却令人忧心忡忡，因恶事不断。“此世”的运行，使原本由深不可测、美妙无比、玄妙神秘的种种细节呈现出的真实世界，忽然被一套天花乱坠的语言系统取代。“此世”不过是一个概念，却贴着“上帝”的标签。
在“此世”，实用主义者的词库已经与这世界等量齐观了。与“此世”对立的，便是“彼世”，上帝的国度。自从有所觉悟以来，绪兰便总感觉自己受到“彼世”的吸引。他出身高贵富有，家族也虔诚，这种虔诚是实用主义的，也是自我奉献的。
绪兰的父亲在去世之前向耶稣会捐赠了一大笔钱；而在丈夫去世之后，绪兰夫人则实践了她长期以来的梦想，进入修道院成为了加尔默罗修会的修女。绪兰夫妇一定是教育儿子养成了一种始终如一、认真尽责的严谨性格，以至于五十年之后，当绪兰回顾自己的童年，他发现自己只有很短暂的一段快乐时光。
那时他八岁，家中忽然发生瘟疫，他被隔离于乡间的小木屋中。时当夏日，他被隔离的地方极其漂亮，家庭女教师受命可以任由他尽情玩乐，亲戚们来看他，还带来各种各样迷人的礼物。“那时我的时间都花在野兽般的玩耍与奔跑中，不用害怕任何人。
”（这话说得多沉痛啊！）“但是在瘟疫之后，家人就安排我学习字母，此后便是痛苦的时光，我主耶稣引领我，却也将重担压在我身上。四五年前，我的痛苦如此之深，且不断加重，直到忍受的极限，我想那是人性能够忍受的顶点。
”绪兰进入学院跟从那些耶稣会修士，而他们所教的其实他都早已掌握。到了要做出职业选择之时，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服务社会。因为在他接受耶稣会修士们的教育时，还同时从另一渠道学会了比熟练掌握拉丁文和经院哲学更有价值、更重要的事。
那是在绪兰的青少年期间，前后大约有五年时间，当时波尔多加尔默罗女修道院的院长是一位西班牙修女，名为“天使般的伊莎贝尔修女”，伊莎贝尔修女曾是亚维拉的德兰(6)的同伴和门徒，在中年时期曾受命与其她几名修女前往法国，传播亚维拉的德兰的新教义、精神修炼和神秘主义信条。
对于任何虔诚的灵魂来说，只要他们真心想要聆听，伊莎贝尔修女总会滔滔不绝地讲述这些崇高而艰深的学说。在那些最常来拜访，且最用心听讲的人中，有一个十二岁的瘦小男孩，便是绪兰。他喜欢用此种方式度过他的假日。
隔着客厅的栅栏，他心醉神迷地听着那费力、深沉的法语讲出有关“上帝之爱”、“乐园相聚”、“谦卑”、“破除自我”、“心灵净化”、“放下忙碌烦乱的心灵”的道理。听着这些，男孩似乎感到自己浑身充满了英雄般的雄心壮志，要与尘世、肉体、公侯和权贵斗争，并最终获胜，那时，他或者可以将自身奉献于上帝面前。
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精神的战斗中，刚过完十三岁的生日，他好似被赐福般得到了一个最终胜利的预兆（看上去这是上帝偏爱他的一个象征），那天他在加尔默罗修会教堂中祷告，突然感知到一束超自然的光，那光似乎要显出上帝的本质，并呈现出所有神圣的属性。
对那道神圣之光以及来自天国赐福的记忆，还有当时的感受，令绪兰铭记终生。布夏尔、格兰第和绪兰这三人都成长于同样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环境中，但绪兰因对神圣的记忆得以保全自己，避免被贴上肉欲、五色之迷和傲慢的标签——另外两人倒是成功地被贴上了这些标签。
当然这并不是说傲慢和欲望完全远离了绪兰，相反，他发现它们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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