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个多完美的丑闻啊：一个著名的政客，垂头丧气地离开了餐厅，他的妻子还在后面大喊大叫，说他是个笨蛋、胆小鬼。这件事就算永远不会见报，也一定会像野火一样迅速蔓延开来，从一张嘴传到另一张嘴，然后几十个、上百个，谁知道，也许成千上万的潜在选民都会知道，这位政客就是赛吉·罗曼，这个跟你我一样的男人，也会有很普通的婚姻问题，像所有人一样，包括我们。
问题是，夫妻争吵是会让他失去选票呢，还是也许会给他带来新的选票呢？也许夫妻有争吵反而让他显得更加人性化，不幸福的婚姻会更加拉近他和选民的距离。我看向他的冰激凌，又一条小溪流到了杯底，并到达了桌布。“气候变化啊。
”我说着，手指着我哥哥的甜品。我有种感觉，现在最好是随便讲一个什么无聊的笑话。“你们看见啦，不是危言耸听的。真的是如此！”“保罗……”克莱尔看了我一眼，又转向芭比——芭比在哀号，当我追随着我妻子的眼神移动方向时，我看到了。
刚开始还是无声地哭，只有肩膀在微微抽动，可不一会儿就听到了第一阵抽泣。在某些桌边，人们又停止了用餐。一个穿红色衬衫的男人向一个坐在他对面的年纪大一点的女士（他的母亲？）倾过身子，好像在窃窃私语：不要马上看，那里的那个女人在哭——他一定在说类似的话——赛吉·罗曼的妻子…
…赛吉还没有走。他站在那儿，手撑着椅背，犹豫不决，好像不知道自己是否该把说过的话付诸实施，在这一刻，在他的妻子哭泣时。“赛吉，”克莱尔说，眼睛没有看向他——甚至头都没有抬，“坐下。”“保罗。”她握起我的手，拉了拉，而我花了一点时间才明白她的意思：让我起身，好让她坐在芭比身边。
我们俩同时站了起来。当我们从对方身边经过时，克莱尔又抓起我的手。她的手指圈住我的手腕，飞快地捏了一下。我们的脸相距还不到十厘米，我比我妻子高不了多少，只需要微微一倾，就能把头埋进她的头发里——此刻我抑制不住地想念。
“我们有个麻烦。”克莱尔说。我没说话，只是短短地点了点头。“关于你的哥哥。”克莱尔说。我在等着，看看她是不是还有更多的话要说，可是很明显，她觉得我们俩在桌边站得太久了，于是，她强迫自己走了过去，在哭泣的芭比身边的位子上坐下。
“怎么样，一切都还满意吗？”我转过身，看到了穿白色翻领毛衣的男人的脸。托尼奥！因为赛吉已经把他的椅子推了回去，重新坐了下来，而我还站着，所以他很可能是特别对我说的。不管怎样，一定不是因为身高的差距——他比我矮一个头——才让我觉得他的体态有些奴颜婢膝的感觉：他站在那儿，稍稍前倾，手搭在一起，头微侧着，这样他的眼睛就从斜下方看着我——久得超出必要。
“我听说，甜点的选择有点问题，”他说，“我们很乐意按您的心意为您换一种。”“也是自制的吗？”我问。“请再说一遍。”这位餐厅老板的头发差不多掉光了，耳朵上方剩下的几根头毛修剪得小心翼翼。他那有点棕过头了的脑袋从白色的翻领毛衣中伸出来，好像一只乌龟从它的装甲里探出头来一样。
先前在赛吉和芭比踏入餐厅时，我就已经注意到他让我想起一个人，现在我突然想起来了。几年前，跟我们家隔着几栋房子，住着一个男人，也是这种类似的卑躬屈膝的姿态。他可能比“托尼奥”还要再矮一点，没有妻子。有一天晚上，米歇尔回到家，手上拿着一堆唱片，问我们还有没有唱片机，那时候他大概八岁。
“这些唱片你从哪儿弄来的？”我问他。“从布瑞瓦尔德先生那里，”米歇尔说，“哎呀，他肯定有五百多张！这些我可以自己留着。”把这个隔了几栋房子的矮小的单身男人的脸，和“布瑞瓦尔德”这个名字对上号，我是花了一点时间的。
米歇尔说他们经常去他那儿，好几个住在附近的男孩，去布瑞瓦尔德先生那儿听老唱片。我还记得我的太阳穴突然开始跳动，开始是出于害怕，然后变成了愤怒。我问米歇尔，同时尽可能地使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没有异常，当男孩们听唱片的时候，布瑞瓦尔德先生在做什么。
“就那样。我们坐在沙发上，他总是有很多花生、薯片和可乐。”晚上，当夜幕已经降临，我按响了布瑞瓦尔德先生的门铃。我没有先请求让我进入，而是把他推到一边，径直闯进了客厅，确认所有的窗帘都已经拉上。几周之后，布瑞瓦尔德先生搬走了。
我印象中最后的画面就是，这些男孩子在装着唱片碎片的箱子里翻来翻去，想找找还有没有未损坏的唱片。这些箱子是布瑞瓦尔德先生搬家前一天放到街边的。我看着那个“托尼奥”，一只手紧握着椅背。“溜吧，你这脏货！”我说，“溜吧，否则我很快就要失去自制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