煽动性的文章，就需要这种革命家的传记，”张惠如叙述了《苏菲亚传》的内容之后，还激动地说了上面的话。
“那么写信去叫觉慧和别的朋友多寄点这类文章来，”觉民提议道。
“很好，觉民，你今天晚上就写信去叫觉慧寄文章来，我不另外写信了，”方继舜用坚定的声音说。他说话常常用这样的声音，他这个人做事很少有过犹豫。他思想快，决断快。他接着又高兴地说：“我们的周报有办法。有了这些好文章，还愁不会感动读者！”
“你自己下期有什么文章？”张惠如在旁边问道。“你不能因为别人的文章多，你就不写啊！”
“我在写一篇短东西，又是跟‘五老七贤’捣乱的，”方继舜笑答道，他想到了那几段骂得痛快的地方。
“好得很！我们刊物好些时候没有骂他们了。他们近来又嚣张起来，总是向某公某帅拍电报，说那种肉麻的话，而且还把电报拍到省外去了。真讨厌！”张惠如听说要骂“五老七贤”，觉得痛快，就带笑地说。
“他说似乎对我们开始注意起来了。我听说冯乐山最近写信给‘高师’校长要他注意学生的思想问题，说是有过激派混在里头捣乱，”方继舜改变了语调说道。
“那么他一定也会写信给我们的校长，等我到学校里去打听看，”陈迟气愤地说。
“你们‘外专’没有问题，廖校长本来就是个新派，他不会听他们的话，跟我们的校长不同，”方继舜说。他的脸上又露出轻视的微笑，接着说下去：“其实，这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并没有多大的力量。”
“我也是这样想，他们已经是垂死的人了，我们却正在年少有为的时候。他们怎么能够跟我们比？”张惠如充满自信地说。
“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应该商量商量，就是我们周报的两周年纪念会，”张还如大声说，唤起了众人的注意。
“不错，这应该提出来大家讨论，日期离现在只有两个多月，我们平日工夫又不多，”方继舜接着说。
这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周报好象就是他们的孩子，他们大家辛辛苦苦地抚养了“他”。第一个孩子夭亡了，他们记得“他”是在怎样的情形下面死去的。现在第二个孩子居然看见了阳光，比较畅快地呼吸着空气，经历了一些苦难，终于逼近了“他”的第二个生日。“他”的存在也是精力、坚忍、困苦以及信仰和友情的凭证。仿佛是“他”把他们联系得更密切。“他”给他们带来安慰，“他”增加了他们的自信，“他”消耗了(或者更可以说是吸收了)他们的纯洁的力量。“他”的生日不是寻常的日子，他们都以为应该好好地举行一次庆祝的宴会。在这些日子里他们就常常谈起这件事情。如今日期近了，他们应该坦率地发表意见。
每个人都兴奋地发言。没有人隐藏着什么或者不感到兴趣。他们推举了筹备委员。张还如、黄存仁、高觉民、张蕴华(琴)、程鉴冰被推举出来担负这个责任。谁也不推辞，他们找不到推辞的理由。
那一天应该举行庆祝的欢宴。但是他们愿意邀请一些同情者和给刊物直接、间接帮过忙的人来同乐。应该有游艺的节目，应该赠送纪念的特刊，应该将刊物大量推销，应该编印新的小册子。大家都激动地想到那一天的情形。
正式的会议暂时结束了。有事情的人先离开。纪念会的五个筹备委员便留在张惠如的家里继续讨论。张惠如虽然不是委员，也留在客厅里旁听，还不时往内外奔走给客人拿茶水和点心。
五个人热心地而且快乐地谈着。这里没有争辩，每个人轮流地增加一些新的意见。这些意见互相补足，融合成一贯的主张。五个人的意见终于成为一致的了。
纪念刊由方继舜编辑；游艺节目改为演剧。邀请同情者和友人参加，名单由黄存仁与张惠如根据通信等等决定。纪念刊的印数应该增加一倍，在报上刊登广告免费赠阅，还托人在各学校里散播。至于会场的选定和租借，议决由黄存仁和张惠如弟兄负责；小册子的编印却是觉民的职务(这个工作并不烦重，只是选出几篇旧文章编好付印罢了)。在这一次的会议里，他们(五个筹备委员)把重要的事情完全解决了。
会议完毕，张惠如弟兄挽留众人在他们的家里吃午饭。琴想到这时在高家等候着她的芸和淑华姊妹，便推辞了，觉民也坚持要回家。张惠如弟兄虽不再挽留，但是程鉴冰还依恋地拉着琴讲话。觉民和黄存仁也就安静地等待着，不去催她们。她们的话一直讲不完，张惠如的姐姐叫老女仆端了面出来。众人只得围着圆桌坐下吃了面。
“惠如，你们的姐姐真好，”觉民吃完面，放下碗，羡慕地称赞道。
张惠如笑了笑，得意地说：“她很喜欢你们。她觉得你们都是很好的人。她常常要我留你们在我们家里吃饭。”
“我们姐姐待我们的确不错。不过她如果晓得我们在干这些事情，她一定会吓坏的，”张还如说着，张开嘴哈哈地笑起来。
“她就不会晓得吗？”程鉴冰关心地问。
“她怎么会晓得？她以为我们信的是什么外国教，象耶酥教那一类的。她想读外国文的人信外国教总是不要紧的。她还夸奖我们很规矩，”黄存仁带着温和的微笑插嘴说，他从小就认识张惠如，他知道张家的情形。
这几句话使得众人都笑起来。
“你现在热天还穿棉袍吗？真亏得你！”程鉴冰忍住笑问道，她听见人说过张惠如热天穿棉袍的故事。他没有钱缴纳周报社的月捐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