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怪她，”他小声回答。
“我不会恨她，我看在你的面上，”她温柔地对他笑了笑，说。
“谢谢你，”他陪笑道：“我明早晨送你上飞机，”他用更低的声音说。
“你不要去！你的身体受不了，”她急急地说。“横顺有陈主任照料我。”
末一句话刺痛了他的心。“那么我们就在这间屋里分别？”他痛苦地说，眼里含着泪光。
“不要难过，我现在还不走。我今晚上早点回来，还可以陪你多谈谈，”她的心肠软了，用同情的声调安慰他说。
他点了点头，想说一句“我等你”，却又说不出来，只是含糊地发出一个声音。
“你睡下罢，站着太累，你的病还没有完全好啊。我可以在床上坐一会儿，”她又说。
他依从了她的劝告躺下了。她给他盖上半幅棉被，然后坐在床沿上。“明天这个时候我不晓得是怎样的情形，”她自语道。“其实我也不一定想走。我心里毫无把握。你们要是把我拉住，我也许就不走了，”这是她对他说的真心话。
“你放心去好了。你既然决定了，不会错的，”他温和地回答，他忘了自己的痛苦。
“其实我自己也不晓得这次去兰州是祸是福，我连一个可以商量的人也没有，你又一直在生病，妈却巴不得我早一天离开你，”她望着他，带了点感伤和烦愁地说。
“病”字敲着他的头。她们永远不让他忘记他的病！她们永远把他看作一个病人！他叹了一口气，仿佛从一个跟她同等的高度跌下来，他最后一线游丝似的希望也破灭了。
“是啊，是啊，”他无可奈何地连连说，他带着关切和爱惜的眼光望着她。
“你气色还是不好，你要多休息，”她换了关心的调子说。“经济问题倒容易解决。你只管放心养病。我会按月寄钱给你。”
“我知道，”他把眼光掉开说。
“小宣那里我今天去过信，”她又说。但是没有让她把话说完，汽车的喇叭声突然在楼下正街上响起来了。她略微惊讶地掉过脸来，朝那个方向望了望，又说下去：“我要他礼拜天进城来。”喇叭似乎不耐烦地接连叫着。她站起来，忙忙慌慌地说：“我要走了，他们开车子来接我了。”她整理一下衣服，又拿起手提包，打开它，取出了小镜子和粉盒、唇膏。
他坐起来。“你不要起来，你睡你的，”她一面说，一面专心地对镜扑粉涂口红。但是他仍旧下床来了。
“我走罗，晚上我早一点回来，”她说着，掉过脸，含笑地对他点一个头，然后匆匆地走出门去。
屋子里寒冷的空气中还留着她的脂粉香，可是她带走了清脆的笑声和语声。他孤寂地站在方桌前面，出神地望着她的身影消去的地方，那扇白粉脱落了的房门。“你留下罢，你留下罢。”他仿佛听见了自己的内心的声音。但是橐橐的轻快的脚步声早已消失了。
母亲走出小屋，带着怜悯的眼光看他。“宣。你死了心罢，你们迟早要分开的。你一个穷读书人哪里留得住她！”母亲说，她心里装满了爱和恨，她需要发泄。
他埋下头看看自己的身上，然后把右手放到眼前。多么瘦！多么黄！倒更象鸡爪了！它在发抖，无力地颤抖着。他把袖子稍稍往上挽。多枯瘦的手腕！哪里还有一点肉！他觉得全身发冷。他呆呆地望着这只可怕的手。他好象是一个罪人，刚听完了死刑的宣告。母亲的话反复地在他的耳边响着：“死了心罢，死了心罢。”的确他的心被判了死刑了。
他还有什么权利，什么理由要求她留下呢？问题在他，而不是在她。这一次他彻底地明白了。
母亲扭开电灯，屋子里添了一点亮光。
他默默地走到书桌前，用告别一般的眼光看了看桌上的东西，然后崩溃似地坐倒在藤椅上。他用两只手蒙着脸。他并没有眼泪。他只是不愿意再看见他周围的一切。他放弃了一切，连自己也在内。
“宣，你不要难过，女人多得很。等你的病好了，可以另外找一个更好的，”母亲走过去，用慈爱的声音安慰他。
他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叫。他取下手来，茫然望着母亲。他想哭。为什么她要把他拉回来？让他这个死刑囚再瞥见繁华世界？他已经安分地准备忍受他的命运，为什么还要拿于他无望的梦来诱惑他？他这时并不是在冷静思索，从容判断，他只是在体验那种绞心的痛苦。树生带走了爱，也带走了他的一切；大学时代的好梦，婚后的甜蜜生活，战前的教育事业的计划，……全光了，全完了！
“你快到床上去躺躺，我看你不大好过罢。要不要我现在就去请个医生来，西医也好，”母亲仍旧不能了解他，但是他的脸色使她惊恐，她着急起来，声音发颤地说。
“不，不要请医生。妈，不会久的，”他绝望地说，声音弱，而且不时喘气。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你说什么？等我来搀你，”母亲吃惊地说，她连忙搀扶着他的右肘。
“妈，你不要怕，没有什么事，我自己可以走，”他说，好象从梦里醒过来一样。他摆脱了母亲的扶持，离开藤椅，走到方桌前，一只手压在桌面上，用茫然的眼光朝四周看。昏黄的灯光，简陋的陈设，每件东西都发出冷气。突然间，不发出任何警告，电灯光灭了。眼前先是一下黑，然后从黑中泛出了捉摸不住的灰色光。
“昨天才停过电，怎么今天又停了？”母亲低声埋怨道。
他叹了一口气。“横竖做不了事，就让它黑着罢，”他说。
“点支蜡烛也好，不然显得更凄凉了，”母亲说。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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