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恐怕也没有再睁开眼睛的一天了，老子死也不能答应。
想到这里，我赶紧摆手告诉他除了李云涛的家人以外，任何人都做不了这个主，关于这件事我会继续努力，但在找到他们之前，还是请医院不实施任何治疗方案，只要维持现状即可，千万别贸然行动，万一闹出事儿来，到时候谁也承担不了责任。
那刘老头儿听我这样说，脸上顿时一沉，就好像受到了打击似的，马上劝道，小伙子，我知道这件事儿让你做主有点儿不太合适，但是请你放心，对病灶的判定我是有绝对把握的，治疗方案也在组内仔细论证过十几遍，大家都认为治愈的可能性很高。我猜你可能听说过开颅手术的风险很高，而且可能产生后遗症。老实说，从理论上讲这并没有错，但是要知道任何手术都存在风险，谁也不敢打包票，但你也不要过分害怕，关于这种手术我们医院平均每年都会有两三例，光我亲身参与的就不下十次了，不自夸的说也算是经验丰富，从来没出过大问题，到时候由我亲自主刀，把握还是很大的。
我暗说这尼玛哪儿是什么风险的问题，只要开了颅，李云涛就是必死，你这老家伙才真是什么都不懂，自以为是就想干，人家可就只有一条命，丢了你拿什么赔？
可是造成李云涛昏迷不醒的真正原因又不能对他明说，我想了想也没有什么更好的理由，只好继续摇头反对，只推说自己做不了主。
刘大夫听我再次拒绝，蜡黄的脸皮上微微露出了不悦之色，对我说，小伙子，你耐心听我说，这种病灶的形成绝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如果发现的早，可能用不着手术，采用药物治疗或许也能达到减轻脑压的作用，但现在病人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要想救他的性命，普通的药物治疗根本不可能有效果，反而可能诱发缺血性病变，导致病情不断加重！况且维持生命的治疗每天要花多少钱，这你也很清楚，与其做这种对病情毫无帮助的事情，为什么不放手一搏呢？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实施手术，阻止或延迟患者的脑部继续受损，所以必须当机立断，不能再迟疑了。他的家人到现在都联系不上，很可能出了什么大事，也许你很快能联系上，也许再过三个月半年都联系不上，难道因为一句“负不了责”，我们就眼睁睁的看着病人去死不成吗？小伙子，看得出你是个热心人，也不希望发生不幸，只要你同意了，我们马上开始治疗，等病人康复，他家人来了谢你还来不及呢。退一万步说，就算手术失败，责任也不是你一个人，到时候让他们来找我就是了，这话我现在就放在这里，怎么样？
不得不说，刘大夫这番话说得入情入理，而他也的确是个认真敬业，尽心尽责的好医生，假如我只是纯粹的怕担责任，没准儿马上就点头同意了，还得感恩戴德，对这位医德楷模致以崇高的敬意。
但可惜事情完全不是他想的那么回事，更不可能按他设想的那样去办，只是拒绝的太彻底未免太打击这位可敬的大叔了，为了照顾他的感受，更为了李云涛，我只好告诉他这毕竟是人命关天的事儿，我要花点儿时间考虑一下，同时继续联系李云涛的家人，请他再稍等几天。
刘大夫盯着我看了几眼，知道今天无论怎么说也没用了，于是叹了口气，便答应了下来。
我赶忙点头称谢，跟着便如蒙大赦般的起身朝门口走去。
谁知就在我刚伸手按住门把手的时候，那老头儿突然在背后问道，小伙子，这几天是不是你一直在给患者念书听啊？
我立时浑身一震，霍然转回头去望着他，心下不禁一阵骇异。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一直非常小心，每晚两次给李云涛念《灵宝经》的事儿，连晚上查房的护士都瞒得死死的，这姓刘的老头儿却是从何得知？要知道他的办公室是在病房的楼上，就算敬业的大半夜还不回家，也不能听到我在楼下那么小的声音啊，除非他长得是顺风耳！
我不由得一头雾水，更不能承认，一时间竟不知该说什么。
没想到刘大夫只看了我一眼，紧着就笑了笑说，没事，没事，你去忙吧。
我见他又开始低头研究资料，下意识就拉开房门走了出去，然后一路逃跑似的快步回到病房，心脏却还在砰砰直跳，脑子里还在闻着刚才的问题——这老头儿究竟为什么会知道我半夜读经给李云涛听呢？
稍微平复了一下心情后，我猜想唯一的有点儿可能性就是在我读《灵宝经》的时候恰刘大夫从门口经过，就这样偷偷听到了。可是我刻意把声音压得那么低，这病房的隔音效果也不算差，在门口真的能听见？就算听见了，也肯定是模模糊糊的声音，那刘老头儿为什么能清楚的判断出我是在读书给李云涛听呢？
更奇怪的是，假设他的确听得很清楚，为什么当时没有任何反应呢？作为一个尽职负责的医生，无论我做得正确与否，他都应该直接了当的说出来，却为什么直到现在才问？而且还只是浮皮蹭痒的一句话，这显然太不符合常理了，这中间肯定有什么问题。
我百思不得其解，本来就满腹心事，现在旧结还没打开，却又结了个疙瘩，当真是烦透了。最后一想，反正是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索性随它去吧。
这一天就在烦躁中度过，第二天凌晨十二点半的时候，新买的手机闹钟响了起来。
我叹了口气，慢悠悠的从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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