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述他们的对话，因为我怕自己编造或部分编造的话放进引号里，万一作为我小说人物原型的真人对号入座，跟我抗议：“那不是我说的话！”他们的抗议应该成立，明明是我编造的话，一放进引号人家就要负责了。所以我现在写到这段的时刻，把刘峰的话回忆了再回忆，尽量不编造地放到一对儿引号之间。
刘峰对我爸的描述语调虽然乏味，还是让我鼻子酸了，能想象出一个做了好多年阶级敌人的父亲，怎样笨拙地学起庸俗的社交手段来。爸爸想送刘峰礼物，看起来是犒劳刘峰三千里地当马帮运货的辛苦，实际上是拉拢刘峰，为了他不得意的女儿。
刘峰是全军学雷锋标兵，政治光环好歹能罩着我一点。逆境让爸爸这样的人学庸俗，学拉拉扯扯，正是这一点让我心酸。 吃晚饭的时候，北京友谊商店在我们全体女兵和部分男兵当中已经著名了。本来它也是一个著名的所在，据消息灵通的北京兵说，进那个商店的都是特权人士，外国专家，外交官，华侨，中国出访代表团成员。
那里头人民币可不流通，流通的叫外汇券，是一个有着自己专门货币的小世界！我父亲此刻的身份高低，大家可想而知。其实父亲是没那份特权的，但他在北京混入的社会阶层，尽是那种特殊身份的人物。后来，那是很后来了，已是刘峰在中越前线负伤之后，何小曼因为背着一个伤员行走十多公里而立功之后，我才知道当时父亲是沾了一位谢姓大导演的光，蹭他的护照进了友谊商店。
一九七六年这位导演身边有许多人为他写剧本，这一大帮人的名字叫作“集体创作”，我爸爸当时也没有自己的名字，跟那一大帮人被叫成“集体创作”。